作者:梁歸智

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談起

紅學文獻的內在理路

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談起

梁歸智

一個獨立的學科得以成立，常是以文獻學作為根基的。 敦煌卷子的發現， 產生了敦煌學﹔殷墟甲骨的問世，引出了甲骨學。 紅學，或曰《紅樓夢》 研究，也不例外。 新紅學能夠取代舊紅學成為 20 世紀紅學的學術主潮， 就足奠基于《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的發現。 周汝昌先生所規範的紅學 四大分支：曹學、《石頭記》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學， 其前三支在 主體上可以說都是地道的文獻學， 其中脂批研究又是從《石頭記》版本學 中衍生出來的。 作者家世材料和版本的每一次新發現，無論真偽，都掀起 紅學討論的熱潮，此乃 20 世紀紅學之真蹤實跡，有目共睹者也。 換言之 ，紅學文獻學的研究構成了 20 世紀紅學的本體。 《紅樓夢》的哲學和美 學研究實有賴于文獻學研究的實際進展程度。 文獻學未登堂，哲學美學的 文本學斷難人室。 這可以說是紅學的特殊性、個性，甚至可以說是紅學得 以獨立門戶而成為專門性“顯學”的根據。 但有趣的是，這一紅學的特點 也構成了紅學的悖論。 由于文獻學研究具有相當程度的技朮性的繁瑣枯燥 ， 與《紅樓夢》的文本閱讀雖然有內里的密切聯系，卻存在表面上的距離 感， 以及在文獻研究中必然產生的或然性推論的學派紛爭等，這就給一般 僅從文藝性著眼“讀小說”的讀者大眾， 甚至一般的文藝評論家，造成了 理解的牆障， 產生某種陌生感和“門外”感，因此時而可聞對紅學的非難 之聲， 諸如“把曹雪芹的頭發都數出來了”“《紅樓夢》養活了多少紅學 家”一類。 而紅學界內部，偏擅文獻學的往往在哲學美學素養有所不足， 搞文學評論的又大多受 20 世紀意識形態和時風時潮的局限， 于中華文化 和文藝美學的本源真諦失卻黃帝玄珠， 這就嚴重影響了紅學文獻學研究本 身的質量以及進一步向紅學文本學的銜接過渡。 這種紅學界“內”與“外 ”的隔膜， 以及紅學界內部沒完沒了的“纏夾”，是一個亟待“溝通”解 決的學術文化課題。 因此，把紅學文獻學的內在理路講清楚、也就是梳理 明白紅學文獻學和紅學文本學的脈絡肌理是至關重要的。 早在 1981 年， 周汝昌先生就在《〈石頭記探佚〉序》中這樣說：“在紅學上， 研究曹雪 芹的身世， 是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時代、背景﹔研究《石頭記》版本， 是為了恢復作品的文字， 或者說‘文本’﹔而研究八十回后的情節，則是 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 而研究脂硯齋，對三方面 上講，只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 ”應該說，周先生的這一段話已 經把紅學文獻學的內在理路畫龍點睛地勾勒出來了。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 一些人對這種理路格格難人， 執迷于“形式邏輯”，徒然增加了許多無謂 的紛擾。 其實問題十分簡單明白：文獻學研究其終極目的是為了讓曹雪芹 其人其書的“本來面目”昭然于天下， 即本質性地區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 篡續的兩種文本的《紅樓夢》， 只有把這一步的工作踏踏實實地完成了， 把這一目標真真確確地實現了， 才可能真正開始紅學文獻學向紅學文本學 的“返朴歸真”。 “大過節、大關鍵”不是泛泛地抽象地談論什么“不要 脫離文本”，而是實實在在地區分曹高兩種文本兩種《紅樓夢》。 而要達 此目的， 就必須首先在那四個分支的紅學文獻學研究中取得丰富的實在的 成果。 紅學文獻學的進展程度制約著紅學文本學的步履，在那四個分支沒 有取得決定性成果之前，真正的紅學文本學就不能開始。 這就是周先生說 “在關鍵意義上講，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其本意所在。

作者、時代、版本、脂批，最后都要落實到文本， 這又是為什么探佚學成 了四大分支研究中的“焦點”的理路所在。 因為探佚學探討的是曹雪芹完 整的藝朮構思， 是原著的審美“全璧”，同時探佚本身也離不開版本、脂 批、作者等問題的基礎研究， 所以探佚學正是從紅學文獻學向紅學文本學 過渡的“鵲橋”。 我在《論“紅學”四“學”──從“新紅學”、“探佚 學”到“新國學”與“人間紅學”》一文中對此有較深人的闡釋。 有了這 些鋪墊性論述， 可以觀照鄧遂夫先生校訂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 本了。 甲戌本《石頭記》乃迄今為止發現的脂批本系統的抄本、印本中最 重要的一個本子， 因為它的文字水平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真”，又有 許多他本所無獨風騷的脂批。 如此重要的本子，卻長期以來只有少量的影 印本在專家手中流傳， 這正是紅學未能普及，未能“人間化”，因而出現 紅學“內”、“外”理解牆障的一個表征。 首先，《紅樓夢》終于以曹雪 芹寫作的本真實相面對普通讀者和受眾了， 這算是紅學界還“人間”舊帳 的一大功德，雖然稍嫌遲了一點。 鄧先生在序言中說得激情洋溢，也十分 中肯：“早就該讓這把雖有殘缺而仍不失其神奇的鑰匙走出象牙之塔， 直 接為廣大《紅樓夢》讀者所掌握了！也就是說， 早就該把雪芹、脂硯一直 渴盼廣大讀者見到的原汁原味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稿本， 按現存的條 件擇要校印出來讓大家分享！而且， 單是把合乎雪芹原意的小說正文塞給 讀者還不行， 那樣實比畸笏當年刪削脂批來得更徹底﹔單是把盡可能搜羅 到的脂批集中起來讓讀者‘會餐’也不行， 那樣所產生的朦朧與錯覺，比 起不同底本的脂批與各有差異的正文准確對位所產生的奇妙體驗來， 簡直 就像將一席各具風味的佳肴煮成一鍋大雜燴似的倒胃口。 ”（當然，是否 即畸笏刪削了大量脂批，仍然可以討論。 ）其次，鄧先生的長序是一篇經 過覃思深研而錘打得相當結實的論文。 他的一些具體觀點，如《石頭記》 抄本的演變系統，脂硯與畸笏的身份、關系等，是否即終極的真理， 自然 仍可商榷。 我個人的看法，也許鄧先生所論，只是多種歷史可能性之一種 ？但總的來看， 鄧先生的見解不失為頗有體系性的一家之言，在自己的邏 輯理路中， 是能夠自圓其說的，其中的確有不少見功夫的“硬貨”積澱和 智慧的火花閃耀。 第三，鄧先生對脂批的價值認定堪稱金玉之論。他在序 言中談脂批與小說文本的“一體性”關系， “說《紅樓夢》是“一座罕見 的文學迷宮”，指出：“脂批的種種特性，乃至脂批這一形態的產生， 都 與《紅樓夢》的獨特內容和它的獨特表現手法分不開。 換言之，脂批正是 《紅樓夢》的‘獨特性’的必然產物。 ”并直言不諱地說：“有人曾簡單 化地將脂批與明清小說評點派的文字相提并論， 甚至覺得它并不比后者高 明。 這是很不恰當的。事實上，由于脂批所具有的種種特性，不僅使它大 大地超越了明清評點派而獨樹一幟， 就是在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恐伯也 算得上一個特例。 ”這的確是深有所得的灼見真知。這種幽慧孤明，充分 認知并彰顯脂批的不凡價值， 也就是將周先生所標舉的“脂學”的意義發 揚光大。 “過去誰都贊嘆《紅樓夢》是一部‘奇書’，誰都覺得這部巨著 氣象恢宏， 意境深遠，奧妙無窮﹔卻很少有人充分認識到：可以通過對脂 批的深入研究， 較為准確地揭示這部‘奇書’的諸多奧秘──包括作者真 相， 創作過程，素材來源，時代背景，表現手法，以及透過這些手法所傳 達的思想藝朮內涵，等等。 尤其最后兩項，即通過脂批去揭示此書的獨特 表現手法和潛在的思想藝朮內涵，我以為是脂評本研究的重中之重。 ”鄧 先生標舉的“重中之重”的“但書”特別富有啟迪性， 因為這實際上就是 表明脂批研究之文獻學與文本學的雙重意義， 紅學文獻學與紅學文本學─ ─乃金烏玉兔， 日落月升，珠聯璧合，一而二，二而一，可分又不可分， 革命家所謂“辯証”，佛家所謂“中道”也。 這多么有趣地印証了本文之 主題：紅學文獻學與紅學文本學之內在理路。 當然這個中三昧，是應該得 意而忘言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鄧遂夫校訂，作家出版社2O00年版） 作者單位：遼寧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