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紅學說索隱

作者:劉夢溪 百年紅學說索隱 劉夢溪 我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大部分章節竣稿于80年代，現增訂再版。前面已經有了題序，本沒有必要再寫什么后記之類。但翻看出版社送來的付印前的清樣，重讀一遍初版跋語，覺得還有一些話要說。初版跋語有下面一段話：“現在一切從學朮出發，不廢百家言，毫無拘束地重新檢討紅學的歷史和現狀，分流梳脈，評短論長，固有豁然貫通之感。即便是索隱派的發呆犯傻，考証派的自結牢籠，小說批評派的自嘆自賞，也不覺為異，反而別有會心。”當時這樣說，固然是實情。但十年之后重新審視，發現這段話似有未妥。主要是筆者對紅學三派總的來說采取的是比較超越 和盡量客觀的立場，可是敘論之間，倚輕倚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對紅學索隱派，就批評得多了一些，給予了解之同情、發遑心曲則顯得不夠。 實際上，從胡適之先生開始，就缺乏對紅學索隱一派的深諒明察。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被胡適指為“猜笨謎”，我以前雖然也同情蔡先生，學朮立場卻站在他的學生一邊。現在從頭細想，蔡先生是何等樣人物，他會莫名所以、隨隨便便地“猜謎”嗎？即便“猜謎”，他會“猜”得那樣“笨”嗎？“《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試想這是多大的判斷。如果書中毫無此種旨趣，蔡元培能夠無指妄說嗎？至少， 《紅樓夢》里有反滿思想，是許多研究者都承認的。我已往在文 章中曾舉過這方面的例子，這里不妨略作補論。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寶釵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時引用《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成句這根“辮子”，大施教誨說：“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里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著他們看。后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教誨到 這里，照說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辭費。可是作者意猶未足。叫他的人物繼續施教，“男人 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份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份內之事。”論題開始擴大化，由 “女孩遄阬鉦儘鴗F“男人們”身上，內容不再局限于讀書，“作詩寫字”也包括在內了。 問題是接下去還讓我們更不明白的話。寶釵竟然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就完全超出了寶釵教誨黛玉所應該包含的內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的語言規定情境。這不是人物在說話，而是作者在說話。“讀書明理，輔國治民”的“男人們”，作者“如今”不止是見不到，連聽都沒聽說過﹔他聽到看到的都是“讀了書倒更壞了”的“男人們”。這樣下斷語，不能說不具有相當嚴重的性質，甚至也違背了以“溫柔敦厚”著稱的紅樓風格。因而我們禁不住要追問，究竟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作者這樣發狠地罵 當時的“讀書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讀書人”的什么樣的品質，更不容易為《紅樓夢》的作者所原諒，也就是“讀了書倒更壞”？由不得讓人想起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所揭示的話：“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顧寧人有言： “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又說：“頃讀《嚴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土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侍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 彼閹然媚于世者，能無愧哉！”顧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讀節人，可以說和曹雪芹同發一慨。如是，則蔡元培的《索隱》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學生所說是在 “猜笨謎”，而是多少也有一點耐人尋味之處呢？ 還不止此。《紅樓夢》對科舉制度持否定態度，這方面的描寫、言論甚多，讀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見，應無異詞。但我有時想，否定倒也罷了，何以態度那樣嚴厲、決絕，連用語都超越常格。賈寶玉把熱衷仕途經濟、走科舉考試道路的讀書人叫做“國賊祿鬼”，這罵得未免太不留條地了。而且還發明一個新詞，稱這種人為“祿蠹”。顯然已經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極濃烈的詈罵，可以說已經罵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因此我們不禁疑惑，作者這樣做難道僅僅是對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傳統社會的科舉制度發泄不滿嗎？是不是還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懷疑《紅樓夢》作者多半由抽 象上升到了具體，更直接的對象是清朝的籠絡知識分子的懷柔政策，正是這種政策羈糜得一些知識分子“媚于世”而貪求榮寵，特別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現最具典型性。否則便不容易解釋為什么一定要罵到這種地步──斥為“祿鬼”，或稱作“祿蠹”，巳經很有分量了，卻還要指為“國賊”，上升到破壞傳統社會道德與法的最高一個級次。而且“國賊”之“國”，是不是也存在一個“明”和“清”的分野問題？可否認為蔡先生提出的 “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從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筆者近年頗讀陳寅恪先生之書，于義寧之學的特點偶有會心，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別傳》，“古典”往往結合著“今情”，通過表彰柳如是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際的失卻操守的士夫階層，另一方面對現實生活中的沒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也表示了嘲諷之意。“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涂脂抹粉厚几許，欲改衰翁成 女”，這些詩句表明，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知識分子躬行“妾婦之道”。《紅樓夢》的作者對“妾”似乎也沒有什么好感。書中寫到的許多“妾”，德行言動都大成問題。最突出的是趙姨娘，作者的態度不是 一般的對自己作品人物的批評、貶抑、譴責，而是充滿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厭惡。曹雪芹的筆墨本來很忠厚，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決不流于簡單化。王熙鳳劣跡至多，但她聰明能干，自有可愛處。薛蟠之低俗陋劣（還有命案），人皆知曉﹔但他又有講義氣、不奸猾的一面。唯有趙姨娘，可以說一無是處。《紅樓夢》中沒有第二個人物被作者描寫得如此不堪。我們簡直不明白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做。也許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特別厭惡 “妾”，成心與“妾”過不去。所以對一心想獲得妾的地位的花襲人他也不具任何好感。甚至對襲人一個等次的丫鬟，還給定了一個在我看來 頗不雅馴的稱呼，叫做“過了明路的通房大丫頭”。而對不愿作妾的鴛鴦姑娘，卻格外敬重。第四十六回‘鴛鴦女誓絕鴛鴦偶”，圍繞作妾和不作妾的問題，掀起一場牽動面極廣的風波，賈母、賈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寶玉、襲人、平兒等賈府上下人等，都卷了進去。且不論賈府各色人物在此一事件中的不同態度和表現，只看鴛鴦的几段說辭就頗為出人意表。賈府的大老爺賈赦看中了“老祖宗”屋里的丫鬟，要作為妾來收房，這在當時的大家庭里，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大太太邢夫人為博“賢惠”之名，親自去說項，結果碰了釘子。又派鴛鴦的嫂子出馬，戲劇性的場面 便發生了── 他嫂子笑也“你跟我來，到那里我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地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死動啐了一口，指著他罵道﹔“你快夾著x嘴離了這里，好多著呢！什么‘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什么‘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槳又滿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在外面橫行霸道，自?v就封自己是舅爺了。我要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王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鴛鴦這番話誠然是痛快淋漓，但細審話語的向度，“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這一類話語，作為情急之詞，倒也并不違乎情理，問題是還進而說一家都成了小老婆了”，就難免有出挑之感。聯想到傳統社會向來有“家”、“國”一體的特征，讀者禁不住會想：作者到底是在罵誰呢？更奇的是鴛鴦當著賈母的面發誓不從不嫁時，竟然提到“日頭月亮照著嗓子”，這不分明暗寓著一個明朝的“明”字嗎？而賈母就此事發出責難又說：“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敬，暗地里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A有好人也要。”既要好東西，又要好人，正是當年南下清兵的行事方式。看來《紅樓夢》中有關明清史事的待發之覆不少。雖然我個人并不堅執研究《紅樓夢》一定要把書中的情節和明清史事具體聯系起來，但如果有人這樣做了，我想也應該得到不抱偏見的學朮同行的尊重。 陳寅恪先生提倡對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的態度。他說：“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柳如是別傳》再好不過地體現了寅恪先生的這種學朮精神。他固然不能諒解錢謙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舉動，但對清初知識分子的特殊處境也給予了深在的了解與同情，嘗說： “蓋建州入關之初，凡世家子弟著聲庠序之人，若不應鄉舉，即為反清之一種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險。”又說：“關于此點，足見清初士人處境不易。后世末解當日情勢 ，往往作過酷之批評，殊非公允之論也。”于此可見，《紅樓夢》作者對登科赴考人士采取那樣嚴厲的痛而絕之、漫而罵之的態度，似不能視為一件小事，很難說沒有政治態度和種族觀念方面的復雜因素摻與其中。又比如第四回介紹李紈出場，作者特地標示李紈的父執李守中信奉“女子無才便有德”的信條。承《紅樓夢會心錄》的作者呂啟祥教授見告，此典出自張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而張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氣節峻潔的文學家，為了表示對清統治者的不滿，曾“披發人山”，寧作勞人。他的關于男女“德”、“才”的議論，必不 致無指空發，而是同樣綰合著當時的 “今情”。曹雪芹借用這個典故，我以為重心應在省去的上句里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變”繼之以“乙酉之變”，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擄掠，勢如破竹，但同時也遭到了頑強的抵抗。許多州城縣府的命官和守將，常常是堅持到最后，寧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殺），也不向強敵投降。而在南都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過各種方式從事抗清活動。誠如寅恪先生所說﹔“建州入關，明之忠臣烈士，殺身殉國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懸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斷月中之樹（指永歷帝 ），預聞復楚亡秦之事者。”我曾說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國學朮思想的歷史轉戾點，同時也是民族精神得以發蘇與張揚的歷史時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發的文化之沖突更加悲壯慘烈。可是到了清中葉，特別是到了文字獄盛行的雍正與乾隆統治時期。華夏民族的這種文化精神事實上已經耗磨得差不多了。《紅樓夢》的大可貴處，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顧密布的文網，用特殊的文學表現手法，重新與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應。 紅學索隱派對《紅樓夢》題旨的發掘因此固不可輕視。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也不是只美頌傳主河東君一個奇女子，對那一時期的可以“窺見其孤懷遺恨”的南國名姝，包括陳圓圓、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顧眉摟、黃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楊宛叔、寇白門等，《別傳》都或詳或略地有所論列。而且在氣節上，大都是這些婉婪小婦高過“當日之士大夫”。至于《紅樓夢》的思想里面，顯然同樣包含有女性至要勝過男性的思想傾向。“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何事文武上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這樣一些詩句，巳將此種傾向表露得非常直接。再聯系 到清初流行的“今日衣冠愧女兒”的說法，如果有論者說生于康熙末年、直接遭遇抄家之變的曹雪芹，很可能與明清易代所引發的思想沖突存在某種歷史淵源，我們于是就說這是 “猜笨謎”，恐怕不合于現在人人都在倡導的學朮自由和學朮民主的風尚。 《柳如是別傳》的第三章有下面一段話尤其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于諸人天資聰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寅恪先生描述的這種情形，適可與《紅樓夢》中大觀園里面的眾女性相比勘。只是寅恪先生在這里沒有征引《紅樓夢》，他用來取比的是與《紅樓夢》同時的另一部小說《聊齋志異》。他說：“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所記諸狐女，大都妍 質清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托靈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壁間物，不待寓意游戲之文，于夢寐中以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方沸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聊齋》作者的意中人恰合于明季南國名妹的性格特點，那么明季南國名姝的生平行事為什么不可以通過《紅樓夢》的方式得到藝朮的再現呢？ 另據陳寅恪先生考証，柳如是在與錢牧齋結璃之后，有三年左右的時間都是在病中度過的。追尋其原因，則身體和精神兩方面均可有說。飲酒過量、對舊情人陳子龍的眷戀等等，都可以成為病因。錢牧齋的詩中因而有“薄病輕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之句可証。寅恪先生寫道：‘’今日思之，抑可傷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實甫‘多愁多病身’及‘傾國傾城貌’，形容張崔兩方之詞，成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實有將此理想而具體化之河東君。真如湯玉茗所寫柳春卿夢中之美人，杜麗娘夢中之書生。后來果成為南安道院之小姐，廣州學宮 之秀才。居然中國老眈‘虛者實之’者，可與希臘柏拉圖意識形態之學說，互相証發，豈不異哉！”寅恪先生此論無異于給我們提供一種小說解釋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則《紅樓夢》所寫完全可以有“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據，即所謂“虛者實之”之意。 （作者單位：中國藝朮研究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