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5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2:09:04 --------------------------------------------------------------------------------

郵編116029 大連市遼寧師範大學150信箱梁歸智

詩與學的「分」與「合」

——讀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

梁歸智

前幾天寫了一篇《秦學、探佚學的「分」與「合」——讀劉心武〈紅樓望月〉》。今又得剛剛出版的周汝昌先生之大著《我與胡適先生》（漓江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讀後抒懷，援賈寶玉題大觀園對額時所云「編新不如述舊」，就套用前題，以「詩與學的『分』與『合』」為標目。此題何義？聽筆者慢慢道來。

周汝昌與胡適的關係，可以說也就是近百年紅學發展史諸種紛紜糾纏的一個縮影。而《我與胡適先生》正提供了觀照這種紛紜糾纏的一面鏡子——一面紅學的「風月寶鏡」。胡適於 1921 年發表《〈紅樓夢〉考證》，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而創立「自傳說」新紅學，胡適也橫空出世，成為一代紅學宗師。但在此後 30 餘年，俞平伯 1923 年發表《〈紅樓夢〉辨》之後，新紅學實際上即有些陷於停滯，並沒有太多新的進展。索隱派的著作又出了幾種，其實仍然佔領著紅學的少半壁江山。這一局面從根本上改觀，在於一件事情，即周汝昌受胡適的鼓勵和影響，寫出了《〈紅樓夢〉新證》。新紅學乃胡適、俞平伯開山，周汝昌集大成，這已經是老生常談。老生常談說多了，會讓人耳朵起繭，在「常談」中發掘出新義，紅學史研究才能「與時俱進」。胡適是周汝昌的「恩師」，但周汝昌後來談及與胡適的關係時，一方面對胡適當年對自己的無私、熱情幫助始終表示感謝，銘記終身，另一方面又多次申述自己與胡適學術立場的分歧，甚至似有「怨」言。而「紅學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適的毒」 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責備周汝昌對胡適「人為地抹上許多污點」，似有「忘恩負義」之嫌。這一切，豈不是一個萬花筒？讓人對紅學愈增加了恍惚迷離、莫名其妙之感。其實，「理路」正深隱在這些萬花筒的斑駁變幻之中。理路何在？ ——就是「詩與學的『分』與『合』」。胡適是一位學者，除了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之外，更是提倡白話文新文學反對文言文舊文學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和大將，他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對中華文化之命運走向所起的「積極」和「消極」作用，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課題。要評價胡適對紅學發展的貢獻與缺欠，其實是不能單論紅學本身的，而必須對胡適這個「全人」作全方位的觀照。胡適的貢獻是「學」，而他的缺欠是「詩」。此話怎講？

西方文化是科學型的文化，中華文化是藝術型的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就是引進了「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與民主）嗎？胡適對《紅樓夢》版本和作者作考證，始終標榜的是「科學方法」，他對《紅樓夢》文本本身其實不大感興趣，也沒有深度進入的實力。從根本上說，胡適是西方文化為本位的，正如《我與胡適先生》首序季羨林先生所撰《站在胡適先生的墓前》中所說：「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麼『終極真理』。」胡適對中華傳統文化是評價不高的。他對台北故宮博物院主任委員孔德成說過：「孔主任，我自認是愛國的，70 歲了，得到的結論卻是中國文化並不高。」「中國的音樂、建築、美術、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沒有地位。3000 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麼樣。美術上，近年來都是模仿。文學上雖人才輩出，但古人路走錯了，杜甫也是會『對對子』，少佳作啊！」胡適編《獨立評論》，他很喜歡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1929 年，胡適發表《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主張「全盤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適作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與考證，其目的和宗旨是：「整理國故，只是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只是直敘事實而已，使人明瞭古文化不過如此。糞土與香土皆是事實，皆在被整理之列。」（朱洪《胡適大傳》）曹雪芹的《紅樓夢》，卻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孕育的一粒最燦爛的明珠，是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和「一條主脈」，它的本質，正是中華文化的本質，詩化和藝術化是其靈魂和核心。所以，胡適作為新紅學的開山祖師，就成了一種悖論。他既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證方面蓽路藍縷，功勳卓著，又對曹雪芹其人和《紅樓夢》其書認識偏頗，自我表白「差不多沒有說過一句讚頌《紅樓夢》文學價值的話」，認為曹雪芹不過是一個「滿洲新舊王孫與漢軍紈褲子弟的文人」。歷史因緣際會，胡適助引周汝昌走上了紅學研究之路，但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周汝昌和胡適的文化認同分歧。因為周汝昌正和胡適相反，是一個對中華傳統文化衷心崇拜的人，他就讀於燕京大學西語系，卻得出漢字語言高於英語等西方語言的結論。他浸淫沉溺於傳統的詩詞、書法、琴簫、戲曲、禪宗、園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間工藝……之中，癡迷不改，終生不衰，認為中華文化優勝於西方文化，立志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因此，他把曹雪芹奉為天人，對曹雪芹原著《紅樓夢》讚不絕口，相關聯的就是對後四十回續書深惡痛絕，認為它篡變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思想和真藝術。故而也對胡適居然於此缺少感覺、推廣程乙本《紅樓夢》深為埋怨，後來屢加批評，並旁及胡適提倡白話文的功過。

胡適雖然寫了「五四」後第一個白話詩集《嘗試集》，本質上卻不是一個詩人，他對中華詩文化的寧馨兒曹雪芹和《紅樓夢》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卻是一個地道的詩人型學者，而且不是白話新詩人，而是中華傳統型詩人。加上其他條件，周汝昌深度進入了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生都在感悟、體會、闡釋著《紅樓夢》的靈魂、精義。周汝昌實際上開創了不同於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之另一種新中國的「新紅學」。要懂得《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之實際內涵，就必須把握胡適和周汝昌在學與詩上的這種「分」與「合」之悖論邏輯。這個學與詩的「分」與「合」，從胡適和周汝昌這兒凸顯，其實一直貫穿著此前此後二百年的紅學演變，幾乎有關紅學的一切糾紛、爭論、矛盾，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話，都是這個情結在起作用。《我與胡適先生》以周汝昌和胡適的通信為基本內容，延伸到此後紅學發展各階段中的種種事象，如《〈紅樓夢〉新證》在文革中被印大字本供毛主席閱讀等。周汝昌為此書作副標題「幾番紅史波瀾，一段傳奇故事」，正說明此書其實是一本別開生面的某一角度的微型「中國紅學發展史」。其中個別章節也有「牢騷」和「芒刺」，或可看作「性情中人」的某些特點吧。此書裝幀精美，附有周汝昌與胡適全部通信等許多珍貴資料的彩影，也是一冊收藏佳品，可謂雅俗共賞。當然，要真正領略上面所述此書的本質精義，並非容易，最好參閱筆者所著《紅樓風雨夢中人——中華文化學家周汝昌傳》（漓江出版社出版）。 2005年8月19日

收件者: liangjianxiao@sohu.com

日期: 2005/8/28 上午 10:35

主旨: 談胡博士

梁教授你好,

很久沒收到你的佳音,今天短文談胡適己經發行.如附件.

大陸近年網路事業發展很快.不過我小站仍有基本讀者,能為大師略盡棉薄之力,非常 榮幸.

對大文我也想發點粗淺的想法:

五四運動對中國的近代政治最終是福是禍無人能知.當年如張作霖,或其他北洋政府 勢力主事,中國或可能發展比現在快.我曾看過東北張作霖政府公務人員名單,光是一個衛生局 留洋有學位的,博士碩士,一長排.至今中國的的德先生仍看不到影子,賽先生算是趕上了,仍離 美趕英階段甚遠.但代價己經付出太大了.

中國傳統思想無所謂詩和文之分.因為中國文化思想妙就在籠籠統統.詩即史,史亦為史, 詩人可以為政,因為詩也是史.中國文化有科學性,也可能哲學,但是全是包含在一起.實在沒有可能 也沒必要去分科分類.這是安全的思想方式.因為學問必得互相牽絆,才可以接近真實性. 西方文化在文藝復學前也略有這點精神,但不如中國文化以易學為主的思想憂越.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 仍建立在天人合一,仍有人的宗教精神,但中國傳統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所以佛道常互相 借重.而民間佛學與士林不同.西方的戲曲只有戲劇,但中國的戲曲包羅萬象,是醫療,養生,也是文學,更是 敬鬼神的工具.

所以談中國文化不能用科學哲學分類.馮友蘭的哲學史,或胡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問題一大推.胡博士的哲學史寫到禪宗的寫不來了,因為連參禪的起馬經驗也沒有.如何談得入理至於中國文人最重要的活動,戲曲音律,他是完全沒有的,算是半個文化盲.這點和周汝昌大師自不能比.

我以為中國文化未來會對世界其他文化有所影響,主要是其非分析性,非邏輯性,而是綜合性的思考. 中國人的戲曲唱要如說,無動不舞,無聲不歌,而要唱得像說,說得像唱,動要像舞,崑曲講字帶腔,腔帶字, 互相帶動.其他亦是相同.中國文化沒有藝術的想法,因為凡是沒有實用的東西,是危險的,但是 工藝作品也不全為了宗教或政治,因為中國的政治是建立在天人合人,也有宗教性. 今天大陸文化開始有反省,中國文化必將給人類文明帶來新的啟發.

剛從台灣回加拿大,仍在時差中.三更半夜,胡言亂語,請大師不要介意.

祝

平安

乃公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