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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其人与《紅樓夢》研究

梁歸智

內容提要： 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領域的得与失与他的個性气質有密切 關系。 通過對俞平伯的散文小品、新体詩、舊体詩創作等的考察，以及俞 平伯的朋友們對他的分析評价， 可以看出俞平伯始終是一個“晚明人”。 這种气質和素養使俞平伯能夠對《紅樓夢》的藝術有深度的把握， 因而具 備了胡适所不可能有的文學視野，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成績。 但俞平伯在思 想气質方面又与曹雪芹存在差异， 因此他不能在《紅樓夢》的思想性方面 有深度的感知，而始終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次。 俞平伯主張作家的個性決 定作品的性質，這一文學觀運用到對俞平伯自身的分析上同樣是有效的。

關鍵詞：晚明人 藝術投契 思想隔膜 一

２０００年是俞平伯先生誕生一百年， 《文學評論》發表了兩篇文章以示 紀念。 一篇評論俞平伯的紅學研究，另一篇談說俞平伯的散文小品。俞平 伯生于１９００年， 逝于１９９０年，是典型的世紀老人，他作為“新紅 學”的開創者之一以及“五四”時期的著名新詩人和散文小品作家， 特別 是作為１９４９年以后意識形態整合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當事人， 對 我們反思上個世紀學術文化的歷史軌跡， 經驗教訓，是具有不能取代的意 義的。 筆者涉足紅學有年，最近又把《俞平伯全集》通讀了一遍，有一些 不成熟的意見，愿意寫出來就教于方家。

誠如石昌渝學兄在《俞平伯和新紅學》中所說， 在新紅學的創立中，俞平 伯既受了胡适的影響，又与胡适有很大的差异。 這种差异就是“從歷史的 眼光轉變為文學的眼光”。 “俞平伯所依賴的除了版本校勘之外，就是文 學鑒賞的能力以及在這鑒賞能力之上所建构的一套評价原則和系統。 鑒賞 不是研究，但鑒賞是研究的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礎。 這是文學研究不同于 歷史學研究的根本之點。 ”（註１）胡适有“歷史癖和考据癖”，但文學 气質是相當弱的， 對《紅樓夢》文學本身其實很隔膜，這導致了他紅學觀 的一些致命弱點。如推尊程乙本而貶低脂批本，說曹雪芹只是一個“ 滿洲 新舊王孫与漢軍紈褲子弟的文人”， 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在思想見解 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韓子云）， 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游記》。 ”（註２ ）這些我在《胡适之紅學觀瑣議》（註３）中已經論析過。 石昌渝學兄特 別強調俞平伯的文學气質， 說這种文學气質是俞平伯之所以取得超過胡适 紅學研究成績的根本原因，是很精當的見解。 俞平伯在胡适的研究基礎上 將研究推向縱深， 他從作者和背景的研究轉移到文本的研究，通過文本研 究， 俞平伯對后四十回續補性質的考定和對后四十回的文學評价基本

上是客觀的， 他對曹雪芹原稿形態的研討和對八十回后佚稿的探索雖然是 初步的，卻具有引逗端緒的開山性質。 對“自傳說”，俞平伯与胡适其實 有相當的認知差异， 俞平伯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自傳說”論者，越 往后這种意識就越明顯。 俞平伯主要是從文學的視角切入《紅樓夢》的， 因此得出了許多獨立的學術結論。“重要的還不在結論本身，

而在俞 平伯對紅學的文學批評范式的設計。”（註４）

　　這种文學批評范 式的主要之點， 在于俞平伯把對作者本意的研究，看作是進入作品意義的 必由之路。 他特別抓住了作家的風格問題，由此而立論的對曹雪芹原著与 后四十回續書本質區別的分析是顛覆不破的。 石昌渝學兄的這种看法揭示 出長期以來被紅學界忽略的一個要害問題。 俞平伯之后的紅學界，由于各 种复雜因素的影響， 對作家風格、作者的思想個性這樣一個文學研究中最 基礎、最普通但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大体上（不是“全体”

）沒有認知 能力， 并由此衍生了許多缺乏水准的奇怪論爭，如脂批本乃偽造、后四十 回為曹雪芹原作等种种熱鬧的說法。 在世紀之交，終于有人在《文學評論 》這樣有影響的刊物上明确提出這個問題，總該引起紅學界的警醒了。 不 過我以為， 朝著這個方向， 還有許多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透視和闡釋。

二

要理解俞平伯紅學研究的貢獻与缺欠， 應該了解他的家世生平，他的新詩

和散文小品創作，他的古典文學研究和舊体詩吟詠。 具備了這种前提視野

， 才能看清俞平伯的個性、气質、學養、審美趣味和思想傾向与他所處的

時代构成了怎樣的張力， 以致于無形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

甚至決定了他的遭遇和命運走向。 這樣也許能給我們一些更深刻的啟示。

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父親俞陛云都是清代的著名文人學者， 俞平伯出身

于一個詩禮傳家的傳統士大夫文人家庭， 他自幼家學熏陶，耳濡目染，受

到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浸淫影響，可以說是深入骨髓的。 他在成年以后

接受了一些西學的新思潮， 并有赴日本、歐洲和美國游學的經歷，這就构

成了俞平伯中西文化合璧但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色、基調的气質人格。 我

們觀照和評价俞平伯的文學創作， 紅學和其他古典文學研究，都不能离開

對俞平伯這個基本的了解。 我們對俞平伯的气質個性理解得越深刻，對他

在紅學研究中的得与失也就把握得越到位。讀其書，想見其人。俞平 伯對

曹雪芹和《紅樓夢》是這樣做的， 我們對俞平伯和他的《紅樓夢》研究也

應該這樣做。 首先我們總覽一下俞平伯的几個散文小品集中的篇目，具体

分析一下其基本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其創作時的個人和時代背景。 《俞平

伯全集》第二卷包括了他的全部散文小品， 有《雜拌儿》（３１篇正文，

《自序》、《自題記》各一）， 《燕知草》（２１篇正文，《自序》、《

附錄》各一》）， 《雜拌儿之二》（２０篇正文，《附錄》一），《古槐

夢遇》（正文１００段， 《三槐序》、《后記》各一），《燕郊集》（３

１篇）和《集外散文》（８０篇）， 減去五篇序跋及《全集》中只“存目

”而歸入新詩、舊体詩、研究論文類的２５篇， 一共六個集子２５９篇（

段）。這 些散文小品所体現的俞平伯的基本風貌，周作人、朱自清和廢名

的几篇序跋所說的話大体上都是符合實際的。 周作人在《〈雜拌儿〉題記

》中說俞平伯“所寫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獨特的風致。 ……這風致是屬于中

國文學的，是那樣地舊而又那樣地新。 ”（省略號為引者所加）（註５）

他提到“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 註６），特別推崇晚明的公安派小品，

實際上是說俞平伯的小品文有類似的精神气韻。 确實，《雜拌儿》里如《

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 考論雷鋒塔、儲秀宮等文物古

跡的文章， 以及重刊《浮生六記》、《陶庵夢憶》等的序跋，都体現出俞

平伯的名士風貌，閑人趣味。 周作人寫跋文的時間是１９２８年５月，那

時“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快十年， 中國的社會革命正向縱深發展，難怪

周作人要在跋文里調侃說：“在這個年頭儿大家都在檢舉反革命之際， 說

起風致以及趣味之類恐怕很有點違礙”（ 註７）。而朱自清同年為《燕知

草》寫的序中則說：“近來有人和我論起平伯， 說他的性情行徑，有些像

明朝人。 我知道所謂‘明朝人’，是指明末張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

。 這一派人的特征，我慚愧還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現在流行的話，大約可

以說是‘以趣味為主’的吧？他們只要好好地受用， 什么禮法，什么世故

，是滿不在乎的。 他們的文字，也如其人，有著‘洒脫’的气息。……但

我知道平伯并不曾著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習相近，便爾暗合罷了； 他

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 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襲的气氛，沒

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 ”（省略號為引者所加）（註８）

這話說得很貼切。 俞平伯在《燕知草•自序》中一開頭就說：“‘浮生若

夢為歡几何？’真一句老話。 然而不說是夢又說什么呢？”所謂“追挽已

逝的流光，珍重當前之歡樂，兩無著落，以究竟將無所得也。 ”（註９）

正是相當典型的晚明人的意態風致。 《燕知草》里的文章比起《雜拌儿》

來，從內容到語言，都更像晚明小品了。 周作人在《〈燕知草〉•跋》里

說得不錯：“我平常稱平伯為近來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 是最具有文學

意味的一种，這類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別地多。 ……平伯這部小集是現

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張宗子的《文 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

相比，各占一個時代的地位，……。 ”（省略號為引者所加）（註 10 ）

《雜拌儿之二》仍然延續著《雜拌儿》和《燕知草》的意緒， 只是更雜一

些，似乎多了一點思想性。 周作人在《〈雜拌儿之二〉•序》中說集中有

的文章“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 ”（註 11 ）這

透露出俞平伯受西方新思潮影響的某些因素， 不過從總的格局來看，這并

不足以帶來他人格和文風根本上的改變。 換句話說，俞平伯對西方思想的

吸收，也是偏重于和他“晚明人”气質相接近的那一部分。 《古槐夢遇》

是俞平伯散文小品集中一部獨特的作品。 形式和內容，都可以和魯迅的《

野草》作比較。 它們都是散文詩，都透露了作者深層次的包括某些隱秘的

情緒意識，是最能体現其本真的性分气質和生命狀態的。 廢名在《〈古槐

夢遇〉•小引》中說：“作者是把他的枕邊之物移在紙上， ……若君者其

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 ”（省略號為引者所加）（註 12 ）不失赤子

之心的文字，當然是最真實的性情流露了。 《野草》的基調是“我獨自遠

行，不但沒有你，并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

界全屬于我自己。”（《影的告別》）（註 13 ）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

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种的旗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這樣的戰士》）（註 14 ）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

草作裝飾的地面。 ”（《〈野草〉題辭》）（註 15 ）《古槐夢遇》的基

調則是：“如夜來即有一文，美如秋花，只我讀之， 剩一小節未畢，而漸

漸化為野草了。”（四）（註 16 ） “我的游仙夢，《江南春》是粉本，

即宮闕郁嵯峨的影子， 也不是北京，是小時候在我房里挂在板壁上的一張

五彩的香煙月份牌。”（八）（註 17 ） “廢瓦殘碑，許是將來墊床腳的

罷。”（二五）（註 18 ） “以淡墨皴出輪廓，徐徐填之，凡筆也。好文

章開首，才濃墨數點耳。”（四三）（註 19 ） “肩輿出自城隍廟，欲回

顧像設，而頸忽木強，惟見殿廡重委，香火迷煙，角樓高聳切云。 吳下阿

蒙頗自喜焉。”（四五）（註 20 ） “山路逶迤，坡陀起伏，悉砌以醬紫

色瓷磚，花緣環碧。 膠皮航之，滋味滑甚。”（四九）（註 21 ）魯迅是

思想的戰士，抒發的是孤獨者的絕望和戰斗情緒； 俞平伯是紅塵中的隱士

，表現出优雅閑淡的情趣。 《燕郊集》的內容和情調也沒有多大變化。其

中有好几篇關于戲曲、昆曲、寶卷等衡文論藝的文章， 這些文藝都是脫离

時代現實的古典。 另外還有模仿古代文体的《演連珠》，從形式上也返回

古代了。 而涉及時政的文章，表現得則是節制和理性，如在《國難与娛樂

》中說：“國難期間停止一切的娛樂， 若全國人民沒有熱情，是做不到的

；若有，更是不該做的。 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國難和娛樂有什么因果的關連

，我更討厭‘國難這么嚴重還有心娛樂嗎！’這种道貌岸然的工架。 ”（

註 22 ）俞平伯即使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仍然不失他的雅人風致。 “‘有

閑即賦得’， 名言也，應 制，賦得之一体耳。 ”（《賦得早春》）（註

23 ） “非有閑也，有閑豈易得哉？有了， 算几個才好呢？或曰：暇未閑

，解鈴還須系鈴人，而烏可多得。 ”（《閑言》）（註 24 ）這是俞平伯

的本色，是他的性情，是不需要作价值裁斷的。 盡管俞平伯對古典涵泳浸

淫， 但他畢竟還有西學的那一個層面，他基本上也跟著時代走，雖然不是

很熱烈，對科學、民主等近代文明也予以鼓吹。 在集外的篇章中，１９１

９年寫的《打破中國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張──嚴禁陰歷》、 《我的道德談

》最為突出。 不過俞平伯始終是把理性和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是遠离革命

的，反對過激的言行，對時代革命的大潮，他是一個局外人。 揆之俞平伯

的性情气質家承教養，這是情所應然理所必然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即使

沒有那場批判運動， 俞平伯也會感到和時代隔膜的，因為他這個人本身和

帶有革命色彩、集團主義的東西本來就不甚 親和，更不用說那些狂熱和极

端的東西了。 但不以誰的意志為轉移，俞平伯赶上了一個和自己的气質性

情格格不入的時代， 整整三十多年，除了寫一點應景文字和回憶友人考据

古典的文章外，作為散文小品作家的俞平伯過早地沉寂了。 朱若涵在《“

隱逸的詩”与“日常生活的詩”──俞平伯、 朱自清散文比較研究》一文

中分析得比較深入全面。 他說：“同是自我表現，俞平伯与朱自清是有錯

位的，突出表現在對文藝的個人性与社會功用的不同理解上。 俞平伯把堅

持‘說自己的話’視作宗教， 不論這些話是否与社會規定情境和時代主潮

相吻合，是否与所謂复古、倒退、沒落相聯系。 二人都不愿違逆自我參与

到集團的合唱之中， 但朱自清堅持文學不應陷入個人主義的無力和私我的

狹隘境地里，愿意到民間和青年中去獲取新生活与活力； 俞平伯卻逆流而

上，認為只有抒情言志的自由才是真的文藝……。 ”（註 25 ）俞平伯的

散文是“隱逸的詩”， 他的基本人格定位是一個崇尚個性自由，与政治、

社會和大眾保持距离的紅塵隱士，一個“晚明的名士”。

三

我們再來觀照俞平伯寫的白話体新詩和傳統形式的詩詞等。 俞平伯寫的新

体詩全部保留了下來， 有詩集《冬夜》（５８篇共１０１首）、《西還》

（１９篇共４７首）、 《憶》（３６首）以及收在《雪朝》（八人合集）

中的十四篇和未收集的詩作十一篇。 除了寫于１９４９年的《七月一日紅

旗的雨》一首外，大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品。 不用等到１９４９年，俞平

伯在四十年代已經基本上不寫新体詩了。 從藝術性上考察，俞平伯的不少

新体詩寫得相當有韻味， 這得力于他深厚的古典文學的修養，得力于他那

份性情，可以說他一開始寫新体詩，“中西結合”就比較好。但他的 這些

詩的影響卻比不上胡适的《嘗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 甚至也比不上

冰心的《繁星》和《春水》， 更不用說后來的徐志摩、戴望舒、李金發、

白采、卞之琳、穆旦等人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嘗試集》有歷史地位僅

僅因為它是“第一個白話体新詩集”， 其詩的气質實在薄弱得很，几乎讓

人無法卒讀，胡适本來就太缺乏詩人的素質了。 《女神》雖然曾經石破天

惊， 受惠特曼的影響十分明顯，《繁星》、《春水》則是泰戈爾詩体的移

植， 如果這些詩集出現在九十年代，可能會被批評為“剽竊抄襲”，至少

也是“缺少原創性的模仿”， 如《馬橋詞典》被說成是剽竊《哈維爾詞典

》一樣。 但俞平伯的詩卻很難說是哪個外國詩人的翻版，他的詩還就是他

的個性、學養的真實表現，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個”。 俞平伯在《〈冬夜

〉•自序》中說：“我不愿顧念一切做詩底律令， 我不愿受一切主義底拘

牽，我不愿去模仿，或者有意去創造那一詩派。 我只愿意隨隨便便的，活

活潑潑的， 借當代的語言，去表現出自我，在人類中間的我，為愛而活著

的我。 至于表現出來的，是有韻的或無韻的詩，是因襲的或創造的詩，即

至于是詩不是詩； 這都和我底本意無關，我以為如要顧念到這些問題，就

根本上無意于做詩，且亦無所謂詩了。 即使社會上公認是不朽的詩，但依

我底愚見， 或者竟是謬見，總是‘可怜無補費精神’的事情。 ”（註 26

） “真實和自由這兩個信念，是連帶而生的。因為真實便不能不自由了，

惟其自由才能夠有真正的真實。 我宁說些老實話，不論是詩与否，而不愿

做虛偽的詩；一個只占有詩底形貌，一個卻占有了內心啊。 ”（註 27 ）

這种詩藝的自覺是俞平伯始終堅持的文學觀念， 也是他的詩作能不蹈襲洋

人而自具面目的一個原因。 俞平伯有關現代文學的一些理論文字如《詩底

自由和普遍》、 《詩底進化還原論》、《民眾文學的討論》等盡管涉及的

具体問題各別，但都貫串著相同的思想主張。 甚至他的一些古典文學研究

文字， 無論是研究《詩經》還是杜甫，也能從基本的思想方法上看出類似

的思想傾向。 對個性之真實和自由的崇尚是俞平伯基本的思想，甚至可以

說是出自他的天性， 而恰巧俞平伯的自我其“真實和自由”──那個“晚

明名士”的面目在“五四”以后新詩界競相“崇洋”或“平民化”的時代

大潮中，是比較特殊的。 這就造成了俞平伯的新詩雖然自有其詩學的獨特

价值，卻并不被時代和歷史所認同和歡迎的命運。 同為新詩人的朱自清是

俞平伯的好友， 他在為《冬夜》寫的序文中說：“平伯底詩，有些人以為

艱深難解，有些人以為神秘；我卻不曾覺得這些。 我仔細地讀過《冬夜》

里每一首詩，實在嗅不出什么神秘的气味； 況且作者也极反對神秘的作品

，曾向我面述。 或者因為他的詩藝術精煉些，表現得經濟些，有彈性些，

匆匆看去， 不容易領解，便有人覺得如此么？”（註 28 ）這里所謂“藝

術精煉”、“經濟”、“有彈性”， 其實就是俞平伯那种“晚明名士”的

個性和審美趣味、修養的自然流露， 正如俞平伯在自序中自我表白的：“

我雖主張努力創造民眾化的詩，在實際上做詩， 還不免沾染貴族的習气；

這使我慚愧而不安的。 只有一個牽強辯解，或者可以如此說的，就是正因

為我太忠實守著自由和真實這兩個信念， 所以在《冬夜》里，這一首和那

一首，所表現的心靈，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 但我把他們一齊收了進去。

自我不是整個儿的，也不是絕對調和的。 有多方面的我，就得有多方面的

詩，這是平常而正當的。 ”（註 29 ）俞平伯有“貴族的習气”，而且這

是中國傳統的那种士大夫貴族文化， 這來源于他的家承、教養、性分、趣

味， 即使后來由于時代環境的制約而有所潛隱，但不可能發生本質上的更

變，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這同樣不應該作价值裁斷，但他的詩因此

与那個愈來愈平民化、西化洋化后來更革命化的時代不能諧和共振， 不能

在文學史上占主流地位也就可以理解了。 俞平伯在《冬夜》再版時以《致

汪君原放書》作“代序”， 其中說：“《冬夜》自行世以來，遭遇讀者們

底批評，無論他們執怎樣的態度，而我總一味地局蹐著； 因為我本不信，

也不料它有被批評底資格。 至于辯解，我若不是瘋癲了的醉人，又何至于

做此無益費精神的事情呢？作詩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 能解固然可

喜，不能解又豈作者所能為力。 平民貴族這類形況于我久失卻了它們底意

義，在此短札中更不想引起令人厭而笑的糾紛。” （註 30 ）俞平伯是有

自知之明的， 他不想改變自己，他當然更改變不了時代，那就只有安于當

一個遭遇批評而不作辯解的君子了。 意想不到的是，他后來在《紅樓夢》

研究方面陷入了性質几乎相同而程度卻遠為嚴重的境遇。 俞平伯的新体詩

同他的散文小品一樣，是他的真性情之文藝表現。 由于他那深入骨血的傳

統文化的教養和“晚明人”的性情气質， 他的新体詩很自然地体現出民族

文化的本色， 溫柔敦厚的詩教，含蓄蘊藉的風流，都是不須著力而自然呈

現的。 朱自清在《冬夜》序言中給俞詩歸結出三點特色：一、精煉的詞句

和音律；二、多方面的風格；三、迫切的人的情感。 這其實是很高的評价

。 我們只要想一想后來關于中國新詩如何“民族化”的長達數十年的討論

探索， 以及關于“寫真實”的歷史曲折和爭論，就懂得俞平伯詩歌那种自

然達成的“民族化”藝術特征和真實的“人的情感” ，是如何貌似平淡，

實則具有難能可貴的潛在价值了。 朱自清摘引了俞平伯的兩節詩，然后說

：“這兩節里，任一行都經錘煉而成，所以言簡意多， 不丰不嗇，极攝斂

、蘊藉之能事； 前人說，‘納須彌于芥子’，又說，‘尺幅有千里之勢’

，這兩節庶乎仿佛了。 至于音律，平伯更有特長。新詩底音律是自然的，

鏗鏘的音律是人工的； 人工的簡直，感人淺，自然的委細，感人深，……

。平伯詩底音律似乎已到了繁与細底地步；所以凝練 ，幽深，綿密，有‘

不可把捉的風韻’。 ……而用韻底自然，也是平伯的一絕。”（省號為引

者所加）（註 31 ）朱自清的這些贊揚都不是出于友情的溢美之詞， 而确

實撓著了俞詩的痒處。 不過俞詩的這些优長之點都是只有對傳統文化文學

浸淫很深的人才能品味得出， 而時代的演變卻是西學的影響日深，平民化

通俗化傾向日烈，傳統文化文學的美越往后越少有人能真懂了。 俞平伯的

新詩也就遭遇到和他的散文小品同樣的歷史命運。 周作人贊賞俞平伯和廢

名的作品“澀如青果”“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不像透明的水晶球，

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 註 32 ），問題是時代和接受者變了，新讀

者們的傳統文化文學的素養既然日益失落， 怎么可能“看懂”呢？呂若涵

的分析是對的：“俞平伯散文之‘澀如青果’， 用典的繁密，意境的朦朧

， 有其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做底子，豈是一般人可輕易學到的呢？”（註

33 ）散文尚且如此，詩里的幽雅微妙之處就更難為一般人所欣賞解味了。

所以， 俞平伯的新体詩也就和他的散文一樣，都落到曲高和寡鮮有知音的

尷尬境地， 在文學史上既占不到應有的地位，更不會被后來的青年人所喜

歡了。 俞平伯也以傳統形式寫詩、詞、曲、賦、小調等。其中賦和小調等

只是偶然為之，詞、曲的數量也較有限，大量的是古今体詩。 除了文革中

佚失的之外，保留下來的仍然很可觀。 這些作品包括吟詠情性、游山玩水

、友朋贈答等，本不求發表，當然更能表現作者的“自我”之真實了。 我

以前就讀過《俞平伯舊体詩鈔》， 記得當時頗有一點失望，因為我在這些

作品中找不到多少搶眼的句子， 也沒有哪一篇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更

沒有能引起我共鳴的強烈的感情， 還有几首特別長的詩簡直沒有耐心讀下

去， 只是覺得這是一位會作傳統詩詞的老專家，傳統的東西把玩得很熟。

如 此而已。這一次從研究的角度重新檢閱，我終于明白，我不喜歡俞平伯

的詩詞， 說明俞平伯雖然歷盡滄桑卻改變不多，他基本上停留在他的家世

淵源遺留給他的那個境界里， 他的個性，他的思想，他的趣味，都沒有与

時俱進，他始終是個“晚明人”。 他寫這些傳統体裁的詩詞，當然更体現

了自己“真實和自由這兩個信念”， “去表現出自我”“我宁說些老實話

，不論是詩与否，而不愿做虛偽的詩”（ 註 34 ）。要欣賞俞平伯的詩詞

，必須進入他的人生境界，要有和他相通的心感和趣味。 進去了，才會覺

得也蠻有味道。 比如收入他舊体詩集中比較早期的一首《為陳乃乾題沈三

白印章》：“曾經滄海難為水，塵夢溫時不駐春。 故黛芸香總消歇，新枝

華萼可重芬？翻徽玉　綢繆共，誰見青衫涕淚頻。 五柳園中一宵火，栖鴉

無處吊斜曛。 ”（註 35 ）把玩清朝古董，感喟歷史煙云，古色古香，是

地道的名士風流。 我們再看他寫于八十年代的《壽章元善兄九十》：“与

兄世誼邁朱陳，看到寒家七輩人。 覓句商量文會友，移居新近德為鄰。齊

紈一握思椽筆，翠墨雙題駐晚春。 黃發頤年如許紹，相隨撰杖樂吾真。”

（註 36 ）除了多了些滄桑之感的橫秋老气之外， 在風格、情調和措語上

与他早年的詩几 乎看不出多少區別。他仍然是一個自得其樂的名士雅人，

与現實的政治、社會保持相當遠的距离。 像１９７８年寫的《讀報偶感》

， 是偶然涉及政治的鳳毛麟角之作，但那表達极含蓄委婉之能事：“背人

顏色冷紅霞，鵩鳥來時日影斜。 十二巫峰啼蜀碧，青衣江水即天涯。空聞

秦火銷餘暖，不見燕京噪晚鴉。 地下若逢真武曌，豈宜重問女皇家？”詩

前有小引說：“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偶讀新聞， 套用唐人詩，雖是舊瓶，

卻非新酒。 昔人謂義山詩多被西昆諸公撏扯。若此俳諧，更不逮矣。八一

年錄之。 ”（註 37 ）為什么要說“義山詩多被西昆諸公撏扯”呢？這其

實是逗漏此詩乃春秋筆墨，有隱喻微言。 那么其詩微意何在？后面的一條

注解泄漏了天机：“沫、若二水，青衣江，皆四川省水名。 ”注青衣江，

提“沫、若二水”干什么？ 聯系到郭沫若正是逝世于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２

日， 使俞平伯產生感慨的新聞當和郭沫若有關，而郭沫若正是中國文化人

在政治旋渦中异化人格的一個代表， 詩中“秦火”、“噪晚鴉”、“武曌

”、“女皇”其意指也甚明。 因此我猜度，這首詩其實是以郭沫若作為代

表而反思感喟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但在典故的包裝下，這种幽微曲

隱的真意又有多少人能夠會心呢？ 俞平伯還寫過一首很長的五言古風《遙

夜閨思引》（註 38 ），共３７１聯。 對這首長詩，作者又題寫了五首七

言絕句和一首七言律詩， 并分抄親友，寫了跋語１７篇，可見作者自己是

多么重視了。 葉圣陶在給《俞平伯舊体詩鈔》寫的序言中說：“抗戰期間

， 他作了一首五言長詩《遙夜閨思引》寄到成都給我看，我看了不甚了了

。 后來在北京會面了，他把這首詩的本事告訴我，把各個段落給我指點，

可是我還是不能說已經理解了。 ”（註 39 ）連多年相交的老朋友，經過

作者的當面指點， 而老朋友仍然“不能說已經理解了”，則這首詩縱然有

深遠的內涵，具“詩史”的价值， 其要見知見譽于天下，就簡直是難于上

青天了。 但這卻正表現了俞平伯的文學信念之固執，那就是“我怀抱著兩

個做詩的信念，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真實。 ”（註 40 ）“作詩不是求人

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豈作者所能為力。”（註 41

）葉圣陶在序言中又說：“我的無論什么文辭都言盡于意， 別無含蓄，其

不‘芳醇’可知。 平伯兄可不然。他天分高，實踐勤，腳踏實地，步步前

進，數十年如一日，他說的話就是明証。 他說，他后來寫的舊体詩實是由

他的新体詩過渡的，寫作手法有些仍沿著他以前寫新体詩的路子。 這很明

白，我跟他的差距就在這儿。 ”（註 42 ）俞平伯自己說他的舊体詩与新

体詩是一脈相承的。 再引申一下，應該說他的舊体詩、新体詩和他的散文

小品也是一体同根，其中最突出的特點還是“澀如青果”罷。

四

气質個性的“晚明人”本色和文風詩格的“澀如青果”使俞平伯不能以文

學創作的成績引起時代的矚目而在現代文學史中睥睨縱橫， 卻使他在古典

文本的解讀特別是《紅樓夢》研究中脫穎而出。 我很贊同石昌渝學兄的評

斷， 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最具個性的成就不是贊襄胡适的“自傳說”

在考証方面使其大成， 而是他“在建构文學研究系統方面的貢獻”（ 註

43 ）。《紅樓夢》是一部對中國傳統文化、文學和藝術集大成式的“百科

全書”，而且已經達到了“化境”。 這就出現了《紅樓夢》解讀的微妙局

面， 對傳統文化修養不深的讀者可以贊賞其人物場面的生動，語言描寫的

瑰麗，但對更深一層的隱喻微言、文情藝韻則可能毫無感覺。 俞平伯的气

質、 學養和審美趣味使他對《紅樓夢》藝術的某些深隱層面如魚在水自然

感知。 最突出的一點如石昌渝學兄已經指出的，俞平伯對曹雪芹原著“怨

而不怒”的風格有深度把握。 這使他對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差异洞若觀

火，也使他對前八十回的觀照切中肯棨。 所以，最能表現俞平伯學術特點

的紅學研究著作， 并不是《〈紅樓夢〉辨》（《〈紅樓夢〉研究》），而

是《讀〈紅樓夢〉隨筆》和《〈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 這

兩篇著作里對曹雪芹原著那深微的文心和具体的藝術之平實細致的解說，

是融欣賞与研究為一体的“通識真賞”， 俞平伯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曹

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藝術作意、美學秘密， 這与他對傳統的文化、文學

、藝術深入气血骨髓的浸淫修養是分不開的， 与他對《詩經》、唐詩、《

文賦》等古典詩文理論的深入研究是分不開的。 能具備俞平伯那樣深度的

傳統文化文學修養，越到后來越可遇而不可求了。 這种修養，來自天生的

气 質，家學和習染，先天后天的种种條件，不是靠后來查多少資料看多少

書能獲得的。 但是，俞平伯對曹雪芹和《紅樓夢》固然有契合的一面，也

有比較隔膜的一面。 這就不能不說到俞平伯与曹雪芹在個性气質和思想傾

向方面存在的差异了。 如前所述，俞平伯是個“晚明名士”型的人物，這

主要指張岱、王思任那一流人，而不是指李卓吾那种异端反叛的人。 曹雪

芹卻是兼有“才士”和“异端”甚至可以說是“戰士”的气質， 他是個深

刻的思想家， 是個“詩人哲學家”，有許多超前的逆反的甚至可以說是“

革命”的思想內涵，這些都体現在《紅樓夢》之中。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看

拙著《〈石頭記〉探佚》（１９９２年版）。 俞平伯對《紅樓夢》中屬于

反叛的异 端的那些思想層面則是并不親和的，這就使俞平伯雖然對《紅樓

夢》的藝術有深微的体會，卻并不能与其深層的思想發生共鳴。 他對《紅

樓夢》思想層面的認識， 就是在《〈紅樓夢〉辨》中所說的：“《紅樓夢

》是感嘆自己身世的”， “《紅樓夢》是情場忏悔而作的”，“《紅樓夢

》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 44 ）。 他的這种認識与他自己的個性气質非

常合拍，終其一生沒有太大的改變。 他在晚年的某些反思，重點還是針對

后來紅學研究中最熱鬧的關于曹家家世的考証， 所以也只是說：“《紅樓

夢》可從歷史、政治、社會各個角度來看，但它本身屬于文藝的范疇， 畢

竟是小說；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而過去似乎說得較少。 王國維《

〈紅樓夢〉評論》有創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時間上的局限。 ”

（註 45 ） “畢竟是小說”──這既是對《紅樓夢》文學性的強調，同時

也流露了名士的“玩賞”心態， 還是“從歷史的眼光轉變為文學的眼光”

。 俞平伯雖然覺悟到《紅樓夢》的“思想性”和“哲學”的重要，但這“

思想性”和“哲學”究竟性質如何， 達到了怎樣的深度和高度，他卻沒有

說， 甚至連一言半語的印像性表白也沒有，這不是他故意賣關子，而是因

為他并無真切的洞見。 他晚年寫的《樂知儿語說紅樓》，雖然也有對百年

紅學歷程的某些回顧， 卻不能說得很深刻，實際上并沒有脫离他在《〈紅

樓夢〉辨》中的基本立場， 其閃光點仍然是具体的文本考証和藝術領悟，

如“黛先死釵方嫁， 續書卻誤” “寶玉之三妻一愛人”（ 註 46 ）等，

是与探佚學的嚴密論証相符合的。 他又反思說：“數十年來，對《紅樓夢

》与曹雪芹多有褒無貶， 推崇備至，中外同聲，且估价愈來愈高，像這般

一邊倒的贊美，并無助于正确的理解。 ……若推崇過高則离大眾愈遠，則

真賞愈迷，良為無益。 ”（註 47 ）這种似乎客觀的態度其實透露出俞平

伯對《紅樓夢》的思想維度之知解是有隔閡的。 他甚至把數十年來曹學研

究的過度熱鬧以及他認為的對曹雪芹的過分推崇的責任算到自己頭上， 認

為這是自己和胡适發明“自傳說”的過錯，自己是始作佣者。 因此有所謂

在彌留之際說“胡适、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 元、高鶚

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 註 48 ）的忏悔之詞云云。其實，俞平伯

的這些所謂反思只說明一點， 就是他与曹雪芹在思想層面的親和度遠沒有

在藝術層面的親和度高。 他認為對后四十回的否定不要過頭，并不是他認

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同樣的藝術价值甚至同出一手， 而是認為那樣作

會“离大眾愈遠”， 這正是俞平伯那种不肯過激而愿意持平中庸的名士雅

人的性情表現， 也是他對曹雪芹原著思想內涵的超前性、反叛性、异端性

缺乏深刻認識的表現。 其實早在《〈紅樓夢〉辨》中，俞平伯就一針見血

地說過：“雪芹是個奇人，高鶚是個俗人，他倆永不會相了解的， 偏偏要

去合做一書， 這如何使得呢！”（註 49 ）雖然俞平伯后來并不再堅持高

鶚一定是后四十回的作者， 但對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兩种文本的雅俗之別

的見解并沒有改變。 更准确點可以說，前八十回是奇人之書，后四十回是

俗人之書。 但奇人之書是陽春白雪，所和者寡，俗人之書卻容易為更多的

一般讀者所接受，這就是俞平伯反思不要“离大眾愈遠”的一個因素。 俞

平伯的認識止步于此， 他對曹雪芹這個“奇人”之奇并沒有進一步探索的

興趣， 尤其是在思想層面，因為那和俞平伯自己的思想、气質、個性和趣

味都不接近。 人往往對与自己更為接近的東西才愿意孜孜以求，作登堂入

室的艱苦探索。俞平伯是最看重個性 的是否契合的，這在他對詩歌和散文

小品的創作主張中表達得很明白， 前已具引，他對《紅樓夢》的研究也貫

串著這個核心思想， 他在《〈紅樓夢〉辨》中反复說個性的問題，如：“

作者有他底個性，續書人也有他底個性，万万不能融洽的。 ”（註 50 ）

他堅持從作者創作意圖進入文本的文學世界， 重視風格的研究，都是從這

种個性中心主義出發的。 我們研究俞平伯的個性和風格，發現他和曹雪芹

、 《紅樓夢》在個性和風格上能夠大幅度相契合的地方主要在藝術方面，

不夠契合的地方主要在思想方面。 這就是檢討俞平伯紅學研究之得与失最

基本的根据， 我們認同俞平伯的個性論文學觀，并用這种文學觀來分析批

評俞平伯的紅學研究，事實証明是能夠說明問題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聯想

到， 魯迅和胡風，并不是專業的紅學家，又存在許多時代的具体局限，卻

能對曹雪芹和《紅樓夢》之思想的深刻性、 叛逆性、超前性等有所發現，

那根本原因還是他們的思想气質能与曹雪芹發生共振共鳴， 還是個性的某

种契合。 討論到這里，我們可以涉及１９５４年的那場批俞運動了。對俞

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是一個信奉暴力奪取政權和階級斗爭理論的

革命領袖在新政權建立以后意識形態整合的一部分， 其過火的政治化、嚴

重脫离了學術的偏頗今天已經很清楚了，不須辭費。 問題是，曹雪芹原著

《紅樓夢》中蘊涵的思想向度的异端性其實是具有某种“革命”意味的，

這就和革命領袖的思想碰撞出某些火花， 而俞平伯那种逃逸于個人趣味的

文人雅士的精神意度，卻正是“革命”所要掃除的對象。 所以，僅從思想

的層面說， 革命領袖是不會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有太大興趣的，盡

管俞 平伯對《紅樓夢》的藝術有深入的体會和動人的解說，但革命領袖怎

么會對“怨而不怒”的風格有認同的興趣呢？ 他更感興趣的當然只是曹雪

芹在小說中所透露出來的逆反和异端思想。 因此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革命領袖對俞平伯和周汝昌這兩位紅學家完全不同的態度。 按照一

种觀點， 認為“沿著‘自傳說’的路線走下去的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 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１９５３年上海棠棣出版社）把胡适的

‘自傳說’發展到极致， 紅學變成曹學，也把它的弱點和缺欠暴露無遺。

”（註 51 ）是不是這樣呢？表面看來好像是這樣， 其實卻有許多复雜的

因緣需要洞察。 一方面，胡适曾經很贊賞《〈紅樓夢〉新証》，并把周汝

昌說成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註 52 ），好像可以証實周汝昌是胡适傳

人的論點，另一方面則是周汝昌多次表白自己与胡适的無法溝通。 如果說

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政治气候下周汝昌的表白還有一些“划清界限”的因素

的話， 那么八十年代周汝昌為台灣紀念胡适寫的文章被台灣方面拒絕發表

， 則很能說明周汝昌与胡适存在著根本的個性气質和思想認識方面的沖突

。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文中說：“台灣一家報紙因紀念胡先生誕

辰百周年向我征文。 我應命寫了約有万言的文章，其中除了怀念追思，敬

仰他的學者風范， 也對胡先生的文學文化見解作了若干評論──主調偏于

‘批評’。 此文台灣報紙未肯刊登。”“我的拙見与妄言，簡而陳之，主

要有兩點：一是他對中華文化， 尤其是語文的特點优點缺少高層理解認識

，硬拿西方語文的一切來死套我們自己的漢字語文。 二是胡先生的審美目

光与理想境界也都是以西方外國文化的標准為依歸的， 他的思想是竭力把

中國文化引向西方的模式，使之‘西化’。”（ 註 53 ）周汝昌所說的“

審美目光与理想境界”既包括了藝術層面，也包括了思想層面。 論到藝術

層面，周汝昌的意見其實和俞平伯對胡适的“勸諫”异曲同功。 周汝昌和

俞平伯同樣具有來源于气質習染的深厚的古典文化文學修養， 對中華傳統

文字筆墨具有高度鑒賞能力，与主張“西化” 的胡适大异其趣。周汝昌在

《還“紅學”以學》一文中也曾极為感慨， 說胡适：“這樣一位‘國學’

大師， 對文字筆墨的欣賞鑒別能力竟然如此其鈍而不明，若非親歷，實難

置信。 ”（註 54 ）石昌渝學兄說：“具有較高水平的欣賞能力的人閱讀

《紅樓夢》，讀到第八十一回都會有一种變味儿的感覺”（ 註 55 ），可

是胡适、 林語堂等“大師”卻偏偏說程高本《紅樓夢》比脂批本《石頭記

》好，說后四十回的文字筆墨并不比前八十回差甚至更好。 這是一個最有

趣味的問題。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又說：“我便益發相信，胡先

生對芹書根本沒有認真研讀， 他寫《〈紅樓夢〉考証》，一點儿也不是特

別重視芹書， 只不過是為了提倡‘白話文’，對几部章回小說名著加以‘

整理’，為了印行，才逐一地各作一番考証罷了。 ”（註 56 ）所以，其

實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學批評范式”真正的繼承人， 并作了更進一步的

發展。 這只要看看周汝昌的《〈紅樓夢〉与中華文化》和《紅樓藝術》這

兩本著作就一目了然了。 同時，周汝昌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思想的异端

性和超前性也有所理解認同， 這正是他不同于俞平伯的地方，也可以說周

汝昌創立了從思想性切入《紅樓夢》的研究范式。 俞平伯把胡适的歷史眼

光轉換為文學眼光，周汝昌則更突出了思想性眼光。 周汝昌后期的紅學研

究則把思想性的眼光提升為文化性的眼光。 這是新紅學的三部曲，盡管表

面上這三個人似乎都是“考証派”。 考証是基礎，沒有考証，藝術和思想

、文化都不能真正深入，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卻始終被一些人糾纏不清

。俞平伯、周汝昌与胡适的差异在于俞与周都有濃郁的文學性、 藝術性素

質，胡适則這种素質相當薄弱。 其實俞平伯和周汝昌之間的共同點比他們

各自和胡适的共同點要多， 俞平伯和周汝昌都是中國文化本位的，胡适卻

是西方文化本位的，這是本質的差异。 俞平伯和周汝昌的差异主要在思想

气質方面。 如果說俞平伯是“晚明人”，周汝昌則是“魏晉人”（張中行

先生曾在上海的《文匯讀書周報》發表過一篇小文， 其中就說周汝昌是“

魏晉人” ），這使得周汝昌比俞平伯在思想層面与曹雪芹有更大的親和度

。 曹雪芹又號夢阮，敦敏、敦誠的詩把曹雪芹比作曹植、阮籍、劉伶等，

說明曹雪芹在气質個性上是更接近魏晉人而非晚明人的（當然不是絕對的

）。 這通過對前八十回《紅樓夢》的深入研究也可以得到佐証。對周汝昌

的觀照評判， 不能老停留在初版《〈紅樓夢〉新証》的時代，那是有失公

平的。 即使在初版《〈紅樓夢〉新証》中，透過考証的表像，傳達的也是

對《紅樓夢》思想向度的關注， 周汝昌對后四十回續書的激烈態度也主要

來源于思想的層面（當然還有藝術的層面）。 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証

》開頭就聲明該書“是一本關于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的材料考証書

”（ 註 57 ），是有其苦衷的，正如趙潤海先生在《〈石頭記〉自傳說的

檢討》中所說：“他刻意強調‘材料的考証’， 只是為了進一步做好對‘

這部小說和這位作家的批判与評价工作’， 企圖擺脫政治上可能的批評。

”（註 58 ）《〈紅樓夢〉新証》在考証的表像下面潛隱著對《紅樓夢》

思想性的重視， 這也就是為什么革命領袖要讓李希凡寫文章把周汝昌和俞

平伯作區別，對周汝昌采取保護態度的根本原因。 李希凡先生１９９８年

在周汝昌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紀念會上發言時曾說他只“奉命”寫過兩篇

文章， 第二篇就是《評〈紅樓夢新証〉》，文章的主要意旨是將周汝昌和

俞平伯加以區分。 革命領袖的智慧和直覺畢竟是不同凡響的，他從《〈紅

樓夢〉新証》中感覺到了思想層面的某种程度的共鳴。 周汝昌在《還“紅

學”以學》中推尊魯迅為紅學“大師”， 表彰陳蛻与胡風，卻對《〈紅樓

夢〉評論》、《〈紅樓夢〉考証》和《〈紅樓夢〉辨》頗有微詞， 一般的

理解總愛往“意气”方面聯想， 其實這种認知立場的本質還是關注《紅樓

夢》的思想性。 陳蛻、魯迅和胡風盡管不是專業的紅學研究者，卻以其思

想性方面和曹雪芹的某种靈犀暗通而得到了《紅樓夢》的思想真諦， 王國

維、胡适与俞平伯的著作雖然是有影響的紅學專著， 卻由于他們在思想、

气質和個 性方面与曹雪芹不能完全契合而有根本缺失。這种思想關怀的特

征， 周汝昌曾多次申說，卻不被理解和重視，如他在《獻芹集》的自序中

曾十分感慨地說：“在紅學史上， 我似乎成了‘考証派’的‘代表人物’

，以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過一點事情的，‘尚稱丰富’云。 但是說

也奇怪， 云南一位青年（當時是農場工人）卻投函來說：他讀了所有的紅

學著作，覺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註 59 ）１

９５４年的批判運動， 如果說有什么能經得住時代淘洗的“合理內核”的

話， 那就是不管它有多少偏頗，畢竟重視了《紅樓夢》的思想性，雖然由

于它的“形而上學”立場（孤立性、 片面性、絕對性）和政治運動性質，

又不可能使思想性的探討達到真正的准确和深邃。 如果說俞平伯曾遭遇了

長期的曲解的話，周汝昌則遭遇著更為嚴重的曲解。 將周汝昌視為單純的

“考証派”和胡适的傳人就是一种只看表像不看實質的曲解。 當然要詳細

剖析明白這個問題， 那是需要另寫一篇《周汝昌其人与〈紅樓夢〉研究》

的。 這里只作一個印象式的簡略概觀：俞平伯有一种韻，周汝昌除韻以外

更多了一股气。 俞平伯是“晚明人”，周汝昌是“魏晉人”，有同也有异

。 兩個人的資質聰明和文學修養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在音樂方面也都有獨

到的天賦和造詣。 俞平伯對昆曲等古典戲曲音樂不僅有研究，也能度曲演

唱，還參加過谷音社。周汝昌則稱得上是一位 京劇伴奏全能選手，還以票

友身份扮過小生、老生、青衣等，對京韻大鼓也非常內行， 這一點周汝昌

在几篇文章中都有過自述行狀，周汝昌的老同學石建國先生也談到過。 但

俞平伯是浙江人， 有溫雅秀逸的气質，周汝昌是天津人，有點桀傲不馴的

勁。 南士清通簡要，北人气質堅剛，這是南士与北士的兩种風流。俞平伯

是知堂老人的門徒，周汝昌卻在一定程度上暗承了魯迅先生的強韌。 這种

區別甚至在兩個人的書法風格上也能看出來。 這里面不存在褒貶傾向的問

題，而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文化現象。 俞平伯与周汝昌之間曾經有過某

些磨擦和誤解， 但那基本上是些与《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關系不大的枝

節問題（如曹雪芹卒年的壬午与癸未之爭、 靖藏本《石頭記》的下落等）

， 作為新世紀的研究者，應該打破門戶之見，從更宏廣的歷史文化角度作

出解釋。 新的千年到來之際，紅學界有一种清算和擺脫“新紅學”和“自

傳說”的呼聲。 這种呼聲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承考証的余緒，企圖

從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成書過程來切入， 將“自傳說”作更廣泛的拓展

，趙潤海先生的文章《〈石頭記〉自傳說的檢討》是一個信號。 另一個方

面來自于一些博士碩士等新銳學人， 主要是引進西方的各种學術思潮流派

，為《紅樓夢》的解讀提供新的方法論視野。 這兩种傾向的努力當然都有

益無害， 會各有所成，但會不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巨大突破呢？我的看法

有些保守。 因為成書過程的研究難度很大，可能將是有限的老材料的新一

輪的重新解讀， 仍然會充滿各种猜測和臆斷，爭論和糾紛，可能會有一些

新的思路和說法， 但不一定就能在自圓其說的合理性方面超過老的自傳說

。 畢竟《紅樓夢》（包括前八十回与佚稿）是一部已經基本成型的文學作

品，對它的原始背景、成書過程等的考察應該有一定的限度。 至于西學思

潮的引進， 是不是能夠在《紅樓夢》研究中運用得恰到好處，恐怕也不能

太樂觀。 因為新一代學人在傳統文化的學養和藝術感覺方面似乎有一些差

距，能夠達到与曹雪芹的個性气質的相通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我以為

， 重要和迫切的不是急于擺脫“新紅學”的羈絆，也不是各种西學思潮理

論的引進（在當前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日漸一体化的時代背景下， 是

不引也要來的）， 而是要想一想怎樣才能回到俞平伯和周汝昌那种气質血

胤層面的對傳統文化文學的汩沒涵泳，那种 与生俱來自幼習染的素養修為

， 那种對傳統文學藝術的活潑潑的生動感知，以及怎樣才能具備深邃的思

想穿透力量而与曹雪芹的思想气質達到溝通。 紅學界的某些爭論是由于一

些人理解不了俞平伯、周汝昌那种傳統的言說表達方式引起的。 俞平伯，

特別是周汝昌， 寫文章不喜歡表面的邏輯，樂于用含蓄的暗示方式，重視

“悟性”的彼此會心， 文風上的“文章体”而非“論文体”等，都是中國

文化偏重于喻示性而非邏輯性這种根本性質的体現， 但這在中國當代某些

學人那里卻造成了理解的障礙。 為什么會有這种障礙？追根溯源，在于當

代人傳統文化素養、文學素質的嚴重失落， 不僅是在知識層面，更重要的

是在感知方式、言說方式層面。 《紅樓夢》中許多浸透了傳統文章學、詩

詞學的藝術奧妙， 俞平伯和周汝昌不經意間就感覺到了，沒有他們那么深

厚傳統文化修養和文學素質的人再閱讀多少資料也無法進入境界。 如果上

升到理論界面的話， 那么可以說俞平伯和周汝昌的感知方式和言說方式更

接近于現象學。 本世紀后半期以來，西方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有了重大

轉型，逐漸從邏輯學范式向現象學范式發展。 現象學更重視對直覺經驗到

的現象作描述和研究， 所謂“回到事物本身”，是一种超越概念前提和理

性分析的態度。而邏輯學范式則更固執于把 具体現象概括為抽象的共同形

式，歸結成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或形而上的邏各斯。 俞平伯和周汝昌都不

是理論家， 但由于他們自小的承傳習染，葆有深厚的傳統學養，再加以天

性、環境等的綜合作用， 使他們的感受和思維方式在邏輯學范式与現象學

范式之間更親和后者。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論語•雍也》）學術傳統与學術的現代性不應該是二元對立的， 而

應該是融為一体的， 而且學術的現代性并不等于就是邏輯學范式，不能將

西方傳統的邏輯學范式生硬地往《紅樓夢》上套， 而必須具有中國的歷史

感受和審美感受， “拿來”的東西才能与傳

統的東西相“契合”

。 在此基礎上方能將曹雪芹《紅樓夢》的思想性、文化性、藝術性作真正

深入的闡發， 辨析原著与續書“兩种《紅樓夢》”在精神（包括思想、藝

術、 審美、文化等）層面的同异之爭所包含的涉及到民族靈魂的重大意義

，并努力使這一切為更多的人民群眾所了解和領受。 這樣，紅學才能真正

成為一個民族性的精神文化支柱， 這也就是所謂“紅學應定位于‘新國學

’”（

註 60 ）最本質的方面， 所謂“人間紅學”（

註

61 ）的精髓所在。所以，當務之急并非從“新紅學”突圍，而是在某种程

度上回到俞平伯和周汝昌的感知方式与言說方式， 這樣說主要不是指考証

層面，而是指藝術和思想層面。 這里面涉及到中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質

性， 涉及到知識譜系的民族認同，涉及到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來接納西方文

化而非相反的立場。當然這也許只是一种理想吧。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發表于《山西大學學報》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１

《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４頁。類似的觀點此前也有說過，如劉夢溪在《〈紅樓夢〉与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中區分胡适和俞平伯的考証為“歷史考証和文學考証”。

２

《〈紅樓夢〉研究資料匯編》之《胡适研究〈紅樓夢〉文存》卷８０──８２頁，台灣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

３ 收入《〈石頭記〉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４ 《俞平伯和新紅學》，《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８頁。

５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１８頁，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６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１９頁。

７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１８頁。

８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２４─１２５頁。

９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１２７頁。

１０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２２１頁。

１１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２２６頁。

１２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４３頁。

１３ 《魯迅散文精粹》第５頁，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４ 《魯迅散文精粹》第３４頁。

１５ 《魯迅散文精粹》第１９９頁。

１６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４７頁。

１７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４８頁。

１８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５４頁。

１９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５９頁。

２０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６０頁。

２１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３６１頁。

２２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４２３─４２４頁。

２３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４０７頁。

２４ 《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４３３頁。

２５ 《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５６頁。

２６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３頁。

２７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３頁。

２８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５─６頁。

２９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４頁。

３０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６頁。

３１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８─９頁。

３２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３３ 《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６１頁。

３４ 《冬夜•自序》，《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３頁。

３５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９頁。

３６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６０４頁。

３７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５８７頁。

３８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４７５頁。

３９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０頁。

４０ 《冬夜•自序》，《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２頁。

４１ 《致汪君原放書》，《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１６頁。

４２ 《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０頁。

４３ 《俞平伯和新紅學》，《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８頁。

４４ 《〈紅樓夢〉辨》第８５、８６、８８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４５ 《“舊時月色”》，《俞平伯全集》第陸卷第４２８頁。

４６ 《樂知儿語說紅樓》，《俞平伯全集》第陸卷第４１６、４２５頁。

４７ 《“舊時月色”》，《俞平伯全集》第陸卷第４２９頁。

４８ 韋?《我的外祖父俞平伯》第３４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９ 《〈紅樓夢〉辨》第４２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５０ 《〈紅樓夢〉辨》第５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５１ 《俞平伯和新紅學》，《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６頁。

５２

《胡适〈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２７７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５３ 周汝昌《脂雪軒筆語》第９１、９８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５４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４１頁。

５５ 《俞平伯和新紅學》，《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４頁。

５６ 《脂雪軒筆語》第９８頁。

５７

《〈紅樓夢〉新証》，“寫在卷頭”，第１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５８

《〈石頭記〉自傳說的檢討》，《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９２頁。

５９ 《獻芹集》第１２頁，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６０

參見龍協濤《紅學應定位于“新國學”──訪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６１ 梁歸智《簫劍集•自序》，第４頁，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作者單位：遼宁師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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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紅學會名譽會長、紅學大師周汝昌先生為《津沽紅樓》創刊

　　　　　　　　　吟白話詩

可賀，可喜，小小尺五的園地，可別瞧不起。樣子參天大樹，又有甚了不起，滿枝多有蛀虫屎。園中微風小草，新生鮮碧，霏微香气，不是權霸也無市儈气。摸索點儿學問，探求些知識，抒發几句拙見与愚意。所珍貴的是真理，也是七十二沽的一面紅旗幟，諸君發揚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