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5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2:09:04

秦學、探佚學的「分」與「合」 ——讀劉心武《紅樓望月》

梁歸智

劉心武先生從1992年發表《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以來，就不間斷地以秦可卿為中心研究《紅樓夢》，最近又推出《紅樓望月》，同時劉先生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作系列講座，「秦學」可以說又前進了一大步。 秦學的產生有它的背景和根據，那就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帶有強烈的家史、自傳性質，由於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變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風雲複雜地牽扯在一起。更由於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後原稿未傳，前八十回採取了「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特殊寫法，脂批則有某些隱約提示，使《紅樓夢》成了「空筐結構」和「召喚結構」，有了無限的闡釋空間。 劉心武從對秦可卿的觀察開始，逐漸深入康、雍、乾三朝的歷史秘辛，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秦學」正是從秦可卿這一小說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說用隱晦閃爍的筆法寫了乾隆皇帝與康熙廢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日月」之爭，才是影響到曹家滅亡命運的最終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中，周汝昌就認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換，為曹家敗事、中興二大關鍵。」但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確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復興後又捲入朝廷政爭而徹底敗落則主要是一種推斷，其內幕已經很難瞭解，更不易找到堅實的史料支援。周汝昌與劉心武互相切磋，經過多年努力，使這一本來似乎非常撲溯迷離的猜想逐漸落到了實處。周汝昌在給劉心武的一封信中這樣說：「所以你說得最為深透了：很多人總認為我們的研考是節外生枝、是喧賓奪主，是『不務正業』，是『外圍離譜』……殊不知，他們正是看不見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來曉示天下後世的一段特大的奇聞故事，這事牽連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離合悲歡！」 應該說這至少也是一家之言，是對《紅樓夢》中那些文本現象的一種可能的解釋。《紅樓夢》從一誕生就開始了各種「索隱派」的猜想臆測，歷百年而不斷。儘管各家索隱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局部看來似乎十分荒唐，但也透露出不能迴避的資訊，其中應該說還是有某種「歪打正著」之「合理內核」的。筆者曾經這樣說：「索隱派執著認為《紅樓夢》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不是單純的愛情小說，這種看法還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說明他們感受到了一些《紅樓夢》的深廣內涵。……曹雪芹家的衰敗確與康熙諸皇子爭儲、雍正奪位有關，而《紅樓夢》裡隱約寫到忠順王與北靜王的鬥爭，及原著佚稿中的元妃之死、抄家敗落等，都顯示出《紅樓夢》確有『干涉時事』的內容。」（《〈紅樓夢〉的審美接受及其啟示》，1989年第1期《明清小說研究》） 劉夢溪也說過：「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被胡適指為『猜笨謎』，我以前雖然也同情蔡先生，學術立場卻站在他的學生一邊。現在從頭細想，蔡先生是何等樣人物，他會莫名所以、隨隨便便地『猜謎』嗎？『《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試想這是多麼大的判斷。如果書中毫無此種旨趣，蔡元培能夠無指妄說嗎？」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筆者曾經在1994年的《太原日報》發表《探佚的空間與限度》，對劉先生將秦可卿和甄英蓮掛起鉤來的說法表示異議。不過筆者同時也對劉文中說「在對賈氏榮寧二府的正面描寫的文本的後面，還有一個隱蔽全書的關於『家住江南姓本秦』的皇族命運的文本，這後一個文本又部分重疊在關於第一回的甄士隱的描寫中」的說法表示「還是有可取之處」。 正是筆者那篇文章，刺激劉先生寫了《「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而這篇文章實際上成了「秦學」中一篇很重要的理論闡述。劉先生在文章中也說：「我確實非常珍惜陳詔、梁歸智等同好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討論中發展深化，我此刻的心情正如商議結詩社的賈寶玉一般，要說：『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說出來大家平章！』」

以筆者現在的認識，「秦學」 當然也不是無可挑剔——比如「隨筆體」的寫法雖然通俗易懂，但不如論文體邏輯嚴密，其中的某些具體論證，筆者也有不同意見。但應該說它的「大方向」是對的。探佚學與秦學有分有合，是將蔡元培代表的索隱、胡適代表的考證和王國維代表的文學批評這歷史上的三大派紅學「打通」的一種有價值的嘗試。「探佚學」 更著眼於小說文本自身的「肌理」探尋，是「文學考證」為主；「秦學」則更著力於「原型研究」，「歷史考證」的份量更重。比如關於「鐵網山」和馮紫英說「大不幸之中又大幸」的隱寓微言，都是筆者在《〈石頭記〉探佚》中首先提出和論證的，但筆者主要關注小說八十回後情節的「探佚」，而劉心武則引申到乾隆朝政治鬥爭的「原型」。探佚學與秦學的共同立場，正如劉先生所說：「現在傳印的《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偽作，把曹雪芹與高鶚這兩個名字並列為《紅樓夢》的著者，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努力把曹雪芹所沒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內容，盡可能地探究出來；也就是說，我們要擺脫高鶚的胡編亂造，而接續著前八十回，盡可能地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來。」

無論「探佚學」或「秦學」，當然都沒有達到盡善盡美（又有哪一派學術盡善盡美了呢），但對理解曹雪芹寫《紅樓夢》的「微言大義」而鉤深致遠，是很有意義的，對於打破那種教條式的思考評說方式也頗有啟發作用。如果冷靜客觀地對照一下，探佚學和秦學中某些「驚世駭俗」的觀點，比起「生卒年」、「小像」、「墓石」、「脂批本真偽」等討論中充滿了假設猜測的言路，其實要實在多了，至少都是從「文本」出發，再聯繫曹學、脂學、版本學作全方位思考的。青年紅迷於鵬曾撰文說：難道探佚學是後娘養的？曹學中關於曹雪芹生父是曹頫還是曹顒的猜測，曹雪芹就是曹天祐的說法，生卒年的各種推斷，版本學和脂學中關於某個抄本是「拼湊」的，脂硯齋是叔叔還是舅舅或者是女性，甚至全部脂批本都是書商「偽造」之種種假說，乃至於有關《廢藝齋集稿》、曹雪芹故居、「二稿合成」 和「成書過程」……哪一個不是充滿了極大膽的假設和放肆的想像呢？為什麼探佚學中提出一點新說法，就要嘲諷挖苦個沒完呢？

當然人的認識是有不同的。不同意可以說不同意，但不要隨便說人家「欺世盜名」，至於「包二奶」一類說法就更是不嚴肅的輕薄之言了——關心現實的社會問題、民生疾苦和繼承弘揚傳統優秀文化是不矛盾的，不應該混煮一鍋粥。秦學至少引起了大家對《紅樓夢》的關注，擴大了《紅樓夢》的影響，進而讓大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刻和厚重有所認識，增加民族的自信心。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紅樓熱」有一些文化泡沫現象本來是難免的。長江大河泥沙俱下，裡邊有珍珠會留下來，泥沙歷史會淘汰。不讓泥沙出現就把珍珠也扼殺了。水至清則無魚。如果不健忘的話，文革中的「評紅熱」，不也積澱下有價值的成果麼？許多老紅學家就是那場評紅熱的產物。所以現在的「紅學熱」也會有積極成果，不要只看到消極面。對「百家爭鳴」時代的到來不要葉公好龍。為什麼只有《紅樓夢》才會引起如此長久不衰的社會關注而成為一個「話題」呢？這本身不就非常耐人尋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