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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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革博物館專集（六十三）　　　　　　◆

 

【千秋功罪】

 

　　　　　　　　　　　　　　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

 

　　　　　　　　　　　　　　　　•余　杰•

 

８０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後﹐整個９０年代淪為一個徹底平庸和徹

底蒼白的年代。 在這種平庸和蒼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

壇﹐一時間洛陽紙貴﹐人人爭讀余秋雨。 緊接著﹐《文明的碎片》､《山

居筆記》､《霜冷長河》相繼問世﹐余秋雨所倡導的“文化散文”被人們

口耳相傳﹐而余秋雨本人也儼然成為傳媒爭奪的驕子和時代文化的代言人

。 他滔滔不絕地談論中國文化在當前的狀況以及在下個世紀的走向﹐扮演

著無所不知的預言家的角色。 他似乎成了一駕將把中國文化拉向復興的馬

車。 他完全有理由這樣做﹐因為最喜歡他作品的年輕人們早已經對他的過

去一無所知了──他們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戲曲的專家､知道他為了“自由

”而棄“官”（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不做。 所以﹐余秋雨儘可以“放眼未

來”﹐歡歡喜喜地踏上香港鳳凰衛視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歷史都是無法抹殺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國的歷史長

河進行一次輝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參與過的歷史進

程中﹐跟余秋雨先生進行一次真誠而艱難的靈魂對話和精神駁難。 這對我

本人､對余秋雨先生､甚至對所有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都是必要的､

無法迴避的。 所以﹐儘管余秋雨先生在許多場合宣稱﹐誰批評他﹐就是想

自己出名﹔誰批評他﹐就是盜版書的書商僱請的“槍手”﹔但是我還是願

意承受著這一“惡名”﹐來展開一場嚴肅而沉重的討論。

 

對我來說﹐“余秋雨現象”僅僅是一個個案﹐它背後所蘊含的人文意義﹐

早已經超越了余秋雨這一具象的生命個體﹐而具有了一種普遍的“共性”

。 我希望通過對這一個案的分析﹐透視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缺席與

獨立意識的淪喪﹐並尋找出一條精神重生之路。

 

◇　歷史拷問與靈魂拷問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終貫徹著一個鮮明的主題﹕對中

國曆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這個民族共

同的精神財富﹐是這個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糾結而成的

“沉澱物”。 歷史是走向未來的階梯﹐忘卻了歷史﹐也就喪失了通往未來

的立足點。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余秋雨在９０年代初這一特定的時刻﹐

把“歷史”作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對歷史進行一場艱辛的“反芻”﹐

無疑是一種相當明智的選擇。

 

９０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蒼白﹐掩蓋不了社會現實巨大變革的可能性。

半個多世紀以前﹐波蘭作家顯克微支敏銳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臨著一次十

字路口選擇的機遇和危機﹐因此他寫下了一部偉大的作品《你往何處去﹖

》。 這部巨著不涉及當下的現實﹐而是把對歷史的重新闡釋作為重建新文

明的第一步。 他提出的問題對整個波蘭民族來說是極其嚴峻的──“你往

何處去﹖”其實﹐當今的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幾乎所有關注中國命

運的知識分子都在思索中國將往何處去的問題。 余秋雨比大部份人先走了

一步﹐他深知﹐如果沒有對歷史進行一場全新的拷問﹐將無法回答這個巨

大的難題。 他雖然沒有寫出像顯克微支《你往何處去﹖》這樣的作品來﹐

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顯然是竭盡全力的﹐這一

態度也讓人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感動並對作者產生某種程度的敬意。 因此﹐

學者張伯存先生評價說﹕“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識分

子的心路歷程和歷史命運上﹐余秋雨是一個拷問者﹐他有著拷問者的焦灼

､痛苦和憤激。 ”（張伯存《余秋雨董橋合論》﹐《當代文壇》１９９８

年第２期。）

 

既然是“苦旅”﹐那麼在余秋雨的筆下﹐反復出現了許多悲劇事件與悲劇

人物。 在悲劇人物當中﹐尤以讀書人為其關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問歷史

和歷史上的人物時﹐的確顯示出“下筆力透紙背”的功夫。 然而﹐正是在

這一面表現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顯得失衡了──１９４９年以後的歷史

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讀到他對１９４９

年以來的歷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靈世界的時刻。 兩個巨

大的“空洞”導致了我對余秋雨散文的懷疑。 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

個萬能的“神”的角色﹐對他人指指點點﹐而自己絕不與讀者“同呼吸共

命運”。

 

一面重﹐一面輕﹐結果自然是天平失衡。 真正的拷問者﹐自己也應當同是

受拷問者。 由於“受拷問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來能夠達到

的思想力度嚴重被削弱了。 歷史出現了斷裂﹐人格出現了斷裂。對此﹐張

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會形像﹐他高貴的文化人心態不

能不成為他傳播文化時的一絲心裡障礙﹐同時也疏遠了他與讀者之間的距

離。 ”（張伯存《余秋雨董橋合論》﹐《當代文壇》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張伯存先生說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會形像”﹐這種說法是真實的﹐

但他進一步的分析則顯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著“為尊者諱”的心態

。

 

從邏輯上說﹐因“高貴”而“疏遠”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高貴的形像並不

是通過對自身的遮掩來確立的。 尤其在文學領域﹐偉大的作家們往往都具

備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真誠”──真誠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靈﹐包

括自己心靈中的善和惡。 俄羅斯大文豪們﹐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人﹐無不是將自己的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對自身惡行的暴露中

﹐完成對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從而走向靈魂淨化和舒生之路。 讓讀者

認識到自己不是聖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們想象中的人﹐這不僅不會

損害他們的高貴﹐反倒成就了他們的高貴。 所以﹐我認為﹐在余秋雨的作

品中﹐自我靈魂的缺席﹐並非簡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形像﹐而還存

在著更加深刻的原因。 就連郁達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慾望所淹沒的風月

生涯﹐那麼余秋雨究竟要掩飾什麼呢﹖難道他還存在著比這更難以直面的

往事嗎﹖

 

同樣是歷史的拷問者﹐與余秋雨相比﹐魯迅先生不僅把手術刀對准別人﹐

也對准自己──更多地對准自己。 魯迅在一篇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

中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

于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

。 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痴獃﹐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

去。 有時候﹐竟至於似乎無目的﹐只是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

受苦﹐在駭人的卑污狀態上﹐表現出人們的心來。 這確是一個‘殘酷的天

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拷問者。 ”魯迅先生自己也是這樣開始與走完艱

難的文學道路的。 他論事論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對自己更加苛刻。魯迅在

思考中國的苦難時﹐把自己放置到苦難之中。 奧古斯丁說﹐沒有過去､現

在和未來這樣的區分﹐只有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未來的現在之分。

過去和未來是現在意識對時間的折疊。 因此﹐魯迅深深地紮根于現在之中

﹐正視自己內心惡的“基因”或者“誘因”﹐並抑制它在“現在”發作。

他一生最大的敵人不是外部的小人們﹐而是內在於他的那條“大毒蛇”。

他一生都在進行著深刻的抵抗﹐即“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對罪惡的抵

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迅們﹐都在一點一滴地擠出自己骨髓裡的毒 素﹐

向著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邁進。

 

　　為什麼標榜“拷問歷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絕這樣做呢﹖

 

　　為什麼余秋雨會讓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靈魂缺席呢﹖

 

　　這是一個偶然的原因嗎﹖

 

◇　“文革余孽”

 

　　近年來﹐許多“文革余孽”又開始重新登臺亮相。

 

沉寂了２０年﹐他們依然還是不甘于寂寞﹐還是有那麼多想說的話──假

如他們要為當年的惡行懺悔﹐我舉雙手歡迎﹔然而﹐這群飽經滄桑的傢伙

們﹐不僅沒有絲毫的懺悔之意﹐反而百般為自己辯解､開脫並不惜篡改歷

史真相﹐企圖矇騙後生小子。 這批文革余孽當中﹐有原來中央文革的核心

成員戚本禹､王力等人﹐他們如同蛟龍重現江湖﹐大談自己當年如何如何

與領袖親近﹐自己又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欽點的作家浩然

﹐他再次宣稱《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

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對文革中的表現是“問心無愧”的﹔也有“梁效”成

員週一良教授﹐他口口聲聲地說“畢竟是書生”﹐自己是受騙上當的﹐雖

然寫了些批判文章﹐卻談不上干過什麼壞事……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

登場”。 我不是說要剝奪他們說話的權利﹐但我認為必須對他們歪曲歷史

､掩飾罪惡､開脫自我的無恥行為保持十分的警惕並進行堅決的揭露。

 

比這些人更聰明的另一個人﹐是在文革中也有過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

他乾脆就“雄赳赳氣昂昂”地向世紀之交跨過去﹐把過去的一切全都拋到

腦後﹐管他是對還是錯。 他的這一策略﹐使他與文革之間的聯繫越來越淡

漠﹐最後仿彿真的跟文革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我曾經與許多跟我同齡的､

或者比我更年輕的朋友交流﹐他們絲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聽了我的介紹後如同聽天方夜譚﹐驚訝得半天合不攏嘴。 可見﹐余秋雨

的這一策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遺忘是人類保護自我的一種心理機製。 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拒絕遺

忘”是更高層次的精神要求。 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對

自己中學時代的一篇獲獎作文念念不忘﹐這是人之常情。 然而﹐讓我疑惑

的是﹐為什麼他能夠記得中學時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記了青年時代所寫的

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當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學習與批判》雜誌﹐由張春橋､姚文元所控制的

“上海寫作組”直接管理。 這個寫作組威震南方﹐與北京的“北京大學大

批判組”和“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三足鼎立﹐一時間﹐呼風喚雨﹐指鹿為

馬﹐無所不為。 上海的御用寫作班子以“石一歌”為筆名發表大批判文章

﹐所謂“石一歌”者﹐意思是１１個人。 （當然﹐由於前前後后人事方面

的變動﹐“石一歌”的人數並非嚴格意義上的１１個人。 ）這個筆名與北

京的“梁效”有異曲同工之妙。 （“梁效”者﹐“兩校”也﹐即北京大學

和清華大學。 ）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動公卿﹐當然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

意。 於是﹐兩個巴掌一拍即合﹐他成為“石一歌”中最年輕的､“立場堅

定”､“有一定理論水平､鬥爭經驗､分析能力和寫作技巧的､有培養前

途的革命青年”。 據若干余秋雨當年的同事透露說﹐他在寫作組中的態度

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 因為他的出色表現

和突出成勣﹐他深受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青睞。 如果不是毛澤東

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余秋雨也許會走上一條類似于姚文元的飛黃騰達之

路──他寫作大批判文章的才華並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領袖看上﹐定然

青雲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這段往事﹐並不是故意與余秋雨先生過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隱私

來給今天的人們好看。 當年參與文革寫作組﹐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

我想﹐作為一個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諒的──

在那個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時代﹐人的選擇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

在“生存”還是“毀滅”的兩難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會不由自主地選擇“

生存”──即使是屈辱的､違心的､苟且的生存。 設身處地地替那個時代

的人們想想﹐確實是“選擇之難﹐難于上青天”。 假如讓我生活在那個時

代﹐當專政機器用裝滿子彈的槍口對准我的腦袋﹐逼我寫文章的時候﹐我

會不會寫呢﹖坦率地說﹐我很可能､而且有極大的可能會寫。 所以﹐我認

為﹐過份地在道德上對逆境中的人的選擇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然而

﹐當事情過去以後﹐自己應當怎樣面對自己的歷史呢﹖是懺悔､是反思﹐

還是遮掩､偽飾﹖我認為﹐對過去的事情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比事情本

身更加重要。

 

令我遺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斷然選擇了遮掩和偽飾。 他在《千年庭院》一

文中﹐似乎不經意地寫道﹕“於是終於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沖破文明的

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培植､張揚﹐

裝扮成金剛怒目。 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份的

。 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裡﹐知道什麼上層政治鬥爭呢﹖無非是唸叨

幾句報紙上的社論﹐再加上一點道聽途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

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 ”這種表面的不經意﹐實際

上是經過了周密的醞釀､思索和策劃。這是明顯地為紅衛兵開脫﹐並 進而

混淆文革的本質﹐將文革歸罪于上層少數人的政治鬥爭。 所以﹐順流而下

﹐像他這樣的參與者也不過是受騙上當罷了﹐無需承擔任何罪責。 於是﹐

在談到自己的時候﹐余秋雨則更加明目張膽了﹕“反過來﹐處於他們對立

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

的顛蕩中不太願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而已。 我當時也忝

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

動看著不顧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柔寡斷﹐趕不上潮流。

”

 

這段文字讓我無比震驚。 這就是那個在《霜冷長河》中高談闊論關於善良

､關於友情､關於名譽的余秋雨嗎﹖紅衛兵真像他所說的那樣無辜嗎﹖真

的僅僅是“頑童”嗎﹖我在老鬼的《血色黃昏》､《血與鐵》中讀到過許

多血腥的場面﹐全是紅衛兵的傑作。 如果說那是小說﹐當不得真﹐那麼我

們來看看真實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學者王友琴女士曾經寫過一系列關於

文革中學生打老師的文章﹐列舉了無數殘酷的事實──在中小學裡﹐有往

老師的額頭上釘圖釘的﹐有讓老師吃糞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師

的頭髮的﹐還有將老師打死後扔進開水鍋裡去煮的……我相信﹐對於 這一

切﹐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余秋雨先生應當比我知道得清楚。 但他為什麼要拼

命掩飾呢﹖他為紅衛兵辯護﹐歸根結底還是想為自己開脫。 他竭力將自己

打扮成一個無辜的“保守派”﹐然後心安理得地面對“新時代”。 但是﹐

有時導致的結果是越遮蓋越張揚﹐污點往往越描越黑。 尾巴在他沒有意識

到的時候露了出來。 對此﹐張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問說﹕“按照並不複

雜的經驗提示和邏輯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經對‘造反’之類‘心灰意

懶’﹐‘趕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後期竟然突變為‘筆鋒犀

利’且十分活躍的‘大批判’寫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張育杭《靈

魂拷問鏈條的一個重要缺環》﹐《四川文學》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與張育杭先生一樣﹐都在翹首以盼。

 

◇　《胡適傳》﹕個案分析

 

從７０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為上海文革的一盞明燈。 他的走紅並非始于

９０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７０年代初他就是“理論界”的風雲人

物。 當時﹐他寫作了數十篇“膾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這批文章的讀者

一定比今天讀《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人還要多。 其中﹐最著名的

有《走出“彼得堡”》､《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胡適傳》等等

。 （這些文章均明確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於其它未署

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寫的文章還有很多。 考證出這些文章確實系余秋雨

所寫並不困難﹐因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認﹐但很多當事人都還健在 。）

 

《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風格﹐即把魯迅先生利用

來作為他們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魯迅的作品和思想。 這篇文章談的是魯

迅的雜文《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余秋雨歪曲魯迅所說的“永遠進擊

”﹐對敵人不能講“大度､寬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當時的“

反擊右傾翻案風”上﹐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堅持打擊“復辟狂”──也就是鄧小平所走的道路。 這是魯迅先

生去世後３０多年發生的對魯迅思想最無恥的“強姦”行徑之一。 今天那

些為余秋雨先生優美的文筆傾倒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們﹐那些圍著他簽名的

和一絲不苟地記錄著他的講演的青年們﹐有誰會想到他們尊敬的､溫文爾

雅的余秋雨﹐也會寫出以上那樣惡劣得不能再惡劣的文字來呢﹖

 

余秋雨所寫的《胡適傳》收入《歷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５月出版）一書中。 該書為文革後期名譟一時的《學習與批判》叢書之

一﹐張春橋和姚文元相當看重這套叢書。 《胡適傳》作為一個典型的個案

﹐很值得研究。 自從毛澤東５０年代發起批判胡適運動以後﹐胡適在大陸

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余秋雨的這篇《胡適傳》顯然是“應制之作

”﹐語氣霸道﹐文風惡劣﹐以主子的喜好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厭惡為

自己的厭惡﹐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適傳》中﹐對胡適百般辱罵﹐潑盡污水。 例如寫胡適剛剛留

學美國﹐“對美國的一切﹐尤其那建築在勞動人民白骨堆上的資本主義‘

物質文明’﹐他實在是崇拜得五體投地。 看到街上摩托車多﹐他就站在街

頭讚不絕口﹐看到資本家帶來了老婆孩子到郊區遊玩﹐他欣慕不已﹐甚至

在讌會上看到晚禮服﹐他也要擊節讚賞一番。 這樣﹐他踏上這塊土地不多

久﹐就興高采烈地得出一個結論﹕‘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

人類智力做得成的。 ’”接著他以一貫的“歪讀”的方式﹐通過對胡適的

一首詩的解讀得出如下結論﹕“把中國‘嫁’給帝國主義﹐也就是‘ 賣’

給美帝國主義﹐已成了當時胡適的理想。 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

辛勤奔波呼號了。 ”胡適還有一首“見月思故鄉”的《百字令》。結尾是

﹕“憑欄自語﹐故鄉真在何處﹖”余秋雨先生很有讀出弦外之音的本領﹐

他分析說﹕“（這）就是說﹕故鄉究竟在哪兒﹐在美國還是中國﹐他有點

搞不清楚了。胡適差點就說出了‘我不是中國人’這句話。”

 

讀到這裡﹐我簡直瞠目結舌了。 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時代﹐他一定是雍正

皇帝的寵臣﹐他來幫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獄﹐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 滿

清王朝根據“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兩句詩而興起的文字獄﹐比起余

秋雨的想象力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我想﹐皇帝會放手讓最聰明的

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會干得游刃有餘。 可惜啊可惜﹐

這麼一個天才卻生錯了時代﹐在我們這個時代﹐他不得不寫寫《文化苦旅

》這樣的小文章來混飯吃﹐更大的天賦──治國安邦平天下的天賦──沒

有得到充份的發揮。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白話文運動的先行者之一。 這是歷史上鐵板

釘釘的記載。 那麼﹐如何解釋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呢﹖僅僅是淡

化是不夠的﹐還要徹底抹殺。 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筆﹐當然善於信

口雌黃､黑白顛倒。 他寫道﹕“要宣傳崇洋媚外的買辦思想和買辦文化﹐

‘之乎者也’的文言文顯然不太‘實用’､不太‘方便’的。 一九一六年

二､三月間﹐胡適的‘思想上起了一貫根本的覺悟’﹕他決心提倡白話文

。 ”比起秦檜當年給岳飛安“莫須有”的罪名來﹐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

少倍──你胡適雖然也是在推動白話文運動﹐但你是出於邪惡的目的

來推動的。 所以﹐我們照樣要全盤否定你。說你白﹐你就白﹔說你黑﹐你

就黑。 這樣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這樣的天才

﹐一定會感嘆說﹐沒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否則一定要“大用”

他。

 

余秋雨在概述胡適在１９２１年的活動時說﹕“他似乎已經不是一個‘提

倡白話文’的‘學者’､‘教授’﹐而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政客。 為了替

帝國主義服務､替北洋軍閥打‘強心針’﹐他幾乎不加任何遮蓋了﹐什麼

樣露骨的論調都能發表﹐什麼樣反動的口號都能夠提出﹐什麼樣腐朽的力

量都能夠勾結﹗”三個排比﹐氣勢磅礡﹐體現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風格。

真個是“殺人不見血”。

 

《胡適傳》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個典型。 當然﹐它還不算余秋雨

最惡劣的文章。 文學史家王堯先生通過對這篇傳記的分析﹐得出余秋雨“

大文化散文”的雛形早在那時就開始了孕育﹐真是一針見血。

 

◇　上海文人與“才子加流氓”

 

魯迅先生生前尖銳批評過上海的無行文人。 他畫龍點睛地概括說﹐這類人

屬於“才子”加“流氓”。 所謂“才子”﹐就是說他們的確才氣很高﹐詩

詞歌賦樣樣拿得起､放得下﹔所謂“流氓”﹐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無

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而他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尋

﹐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稱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這個城市最具有“中國特色”

﹐同時也是中國最像西方的城市。 魯迅說﹐這個地方雲集了一批“西崽”

和“洋場惡少”。 魯迅很不喜歡這個城市﹐但當時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只好在上海與“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們戰鬥著。

 

魯迅當年痛斥過的漢奸文人､《文壇登龍術》的作者､今年已經活到一百

歲的章克標﹐現在又開始在上海蠢蠢欲動。 這名“老壽星”屢屢在報刊上

接受採訪﹐大談百歲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個世紀的風煙云云。 在談到魯

迅先生的時候﹐他“委屈”地表示﹐魯迅當年“誤解”了他﹐可惜先生死

得早﹐不然會有“和解”的機會云云。 而且﹐章克標居然還登出征婚廣告

﹐徵求老伴。 魯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會寫出精彩的文章

來。這個活寶﹐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

 

魯迅先生後繼無人﹐而章克標卻後繼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標精神

的傳人。 他兼具了“才子氣”與“流氓氣”﹐並且青出於藍而勝于藍。說

“才子氣”﹐魯迅曾經談到古代許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

實際上不過是戲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 具體到余秋雨﹐他從《文化

苦旅》到《霜冷長河》﹐談歷史﹐談人生﹐談藝術﹐談自己美麗的妻子馬

蘭﹐真是無所不談﹐才氣縱橫﹐就像周星馳在電影中的誇張說法──如同

黃河之水﹐滔滔不絕。 王東成先生說﹐他從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夠嗅到自

稱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氣味來”﹐這一評價極為準確。

（王東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說“流氓氣”﹐錢理群先生在分析魯

迅所說的“流氓”的概念的時候指出﹐本來一個人的理論不斷變化﹐今日

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個嚴肅的學

者､思想者﹐即使發生轉變﹐他也有思想發展的一個脈絡﹐一個道理。 而

對流氓來說就不存在﹐他的變化是沒有線索可尋的﹐你簡直弄不清楚他為

什麼今天這麼講﹐明天又那麼講。 但他有一個東西不變﹐就是維持自己的

私利。 所以這種人﹐魯迅統稱之為“流氓”。（錢理群《說“演戲”》﹐

見《話說周氏兄弟》﹐山東畫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具體到余秋雨

身上﹐他在文革中會看準時機向專制主義者們獻媚﹐充當“官”的幫凶､

幫忙和幫閑﹔而在９０年代的懷舊熱､國學熱中﹐他又橫空出世﹐從幽暗

的巷子裡殺將出來﹐再次成為時代的寵兒､傳媒的焦點､青年的導師和中

國文化的代言人。 在這個時代﹐他則充當了“商”的幫閑﹐而且干得得心

應手。 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剛剛參加鳳凰衛視的“千禧年之旅”﹐鳳

凰衛視的總裁劉長樂說﹐余秋雨對此“興奮得不得了﹐急著要展開他第二

個文化苦旅”。 本來這一活動是著名記者唐師曾策劃的﹐但余秋雨居然大

言不慚地�